□ 長江日報記者李煦

　　今年高考作文題，取材于《紅樓夢》中“試才題對額”一回，大觀園落成后，寶玉等人穿過“曲徑通幽處”，見到園中第一處景致：一派好水，一橋一亭翼然水上，賈政欲取名為“瀉玉”，但寶玉認為“瀉”字不雅，提議名為“沁芳”。

　　沒想到，“沁芳”二字大有來頭，在著名紅學家周汝昌看來，竟是《紅樓夢》全書的總體象征所在。

　　■ 他研究紅學多年的體會就是“沁芳”

　　《歲華晴影》是著名紅學家周汝昌的隨筆集，全書輯選了作者隨筆精品88篇，大致有讀書治學、自我觀照、講“紅”說“夢”、追憶故交、前塵往事、文化反思幾方面的內容。關于“沁芳”，周汝昌說過：

　　有人問我研究紅學多年的體會是什么，就是兩個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義，值得研究五六十年始明嗎？這是因為：大觀園的一條命脈是沁芳溪，而所有軒館景色都是沿著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橋、沁芳閘，都采此名。此名何義？這就應該溫習王實甫大師在《西廂記》里給崔鶯鶯安排的第一個曲子“賞花時”，她唱的是：“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門掩重關蕭寺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花落水流紅”的“濃縮”和“重鑄”——它標出了全書的巨大悲劇主題即“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

　　《紅樓夢》里，眾人搬進大觀園后，作者正筆詳述的第一件事就發生在沁芳閘。

　　那天正當三月中浣，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即《西廂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從頭細看，只見一陣風過，把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寶玉便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兒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就在此時，寶玉遇見了正要葬花的黛玉，黛玉告訴他：“你看這里的水干凈，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臟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糟蹋了。”

　　周汝昌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象征——象征全書所寫女子的總命運，寶玉是群芳不幸結局的總見證人，因此他題“沁芳”二字必有緣故。而且根據曹雪芹原意，黛玉其實并非因病而死，而系投水自盡；《紅樓夢》中曾反復引用“落紅成陣”“花落水流紅”“流水落花春去也”等詩句；“沁芳”實為“浸芳”，它是沉浸(埋葬)群芳(女子)之水，大觀園中的女子在這里相聚，最終卻又像繽紛的落花一樣，隨流水遠逝。這就是“沁芳”二字的真正含義。

　　■ 曹雪芹遺物“天上難尋，人間罕遇”，警惕學術的名利心

　　周汝昌先生這本《歲華晴影》中，有一篇文章《雪芹遺物》，其意義已然超出“紅學”。

　　此文一開頭就是一句“驚人之語”：“做學問最忌的是什么？是名心同利心。名心利心這種東西，常常會化為另一種心——小人之心。”

　　接下來，周汝昌就以“曹雪芹遺物”為例，講述了這種小人之心。

　　如今，曹雪芹的遺物簡直是“天上難尋，人間罕遇”。有的紅學曹學家，對此夢寐以求，“然而世有黠者，窮極無聊，看出芹迷的心事，遂投所好，鉆了空子，炮制出一串假古董，愚弄癡人。于是好事情便被這種壞人攪得一塌糊涂，不明真相，輕易相信的，至今還在對這些騙人的東西津津樂道。”

　　這還只是“小人之心”的第一層次，然而還有第二層次。

　　有一位“紅友”，篤信騙局偽物，自信是“二百年來的最大發觀”，寫文章為之宣傳，還害怕旁人先知，奪去“發現專利”，直到發表之事統統安排定局，這才對周汝昌“宣布”。周汝昌看后，覺得疑點太多了，不信。可笑的是，對方多次來問：“你的著作里為何不引用我這批珍貴的資料？”周汝昌只好婉言托辭，說：“那是老兄你的發現，我不當掠美。”對方說：“沒關系，你還是該引用。”

　　后來，對方也明白是周汝昌根本不信之故，于是就對人說些閑話，意謂：“周某人竟不相信！要是他發現的，那就不是假的了。”

　　這就不是可笑，而是可悲又可恨了。

　　周汝昌自己感喟：“我寫文至此，讀者閱文至此，似微聞耳際有嘆喟之聲。”

　　記者讀到此處倒是想起，魯迅發表《阿Q正傳》，并不是針對某一個人，卻常被人以為是在影射、攻擊某人。魯迅不由得嘆息：“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里，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說來也是有趣，周汝昌先生在書中多處引述魯迅的意見；而周先生自己，也多次在書中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我就是要較真，就是不“雍容大度”。這種態度，實在也有點像他的本家魯迅。

　　■ 在普林斯頓大學見“壯思堂”有感

　　《歲華晴影》中，還記述了周汝昌本人一些文字因緣。比如，1979年，周汝昌應邀赴美參加國際紅學研究會，認識了那時尚在加拿大工作、居住的詩詞學家葉嘉瑩。他與葉嘉瑩雖不是校友，青年時代卻有一位共同的老師——文史學者顧隨。更巧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葉嘉瑩在北平就讀輔仁大學女生部，該部就設在恭王府；而根據周汝昌考證，恭王府就是大觀園原型。他將自己寫的《恭王府考》一書寄給葉嘉瑩，果然引起葉嘉瑩對往事的回憶，寫來五言律詩三首，“落落大方、情味彌永”，周汝昌讀后深受感動。

　　還有更加奇妙的文字因緣、文化因緣、歷史因緣。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周汝昌正在燕京大學西語系讀書。日軍包圍、封鎖、解散燕大那一天，他正聽系主任謝迪克教授講莎翁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非常精彩入神——而當此際，變生不測了！此事我永難忘記。”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周汝昌再度赴美交流，得知謝迪克教授仍健在，已86歲。當初他被日軍關在集中營里，還從事《老殘游記》的翻譯事業。謝迪克教授后來應邀重訪北京，他到北大燕園的第一講，就是重續四十年前被日軍打斷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得知謝迪克教授是《老殘游記》的英譯者，周汝昌感到興奮：他非常喜歡和佩服《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劉鶚是第一個指出，“千紅一窟、萬艷同杯”就是“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人，他對《紅樓夢》的理解極其深刻。

　　在美國，周汝昌講的是紅學，感懷的是民族的文化歷史。1987年，他應邀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交流，講《紅樓夢》的結構。“進了講室，已經座無隙地。拾頭一看，見講臺上方高懸一匾，寫著‘壯思堂’三個大字。我心中著實有所感動——在美國的學府中，卻掛著中文漢字的匾額，反而倒不像中國人自己，專門效顰一些‘洋味’，以為不如此不‘高貴’，而不去想一想：我們中華文化在海外是如何地受重視而顯輝煌。”

　　這間“壯思堂”，記者查閱了一些資料，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所在，本名Jones Hall，直譯或可譯為“約翰樓”。樓里有愛因斯坦辦公室，那位患有精神分裂癥、后來得了諾貝爾獎的數學天才納什常在此樓工作，反映他人生的電影《美麗心靈》在這里攝制。這座樓的202室是一個雅致的會議室，正中間掛著中國臺灣著名藝術史研究者莊申教授題寫的字“壯思堂”，把Jones Hall譯作“壯思堂”，真是很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