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讀懂古蜀文明，三星堆博物館和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是必打卡之地。讓我們把聚光燈分別打在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和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看看能在這里觀賞到哪些特別的文物。

　　三星堆博物館

　　國之重器的饕餮盛宴

　　“三星堆是迄今在西南地區發現的范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三星堆古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博物館副館長朱亞蓉告訴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三星堆是古蜀國都城所在地。三星堆是以青銅器為代表的青銅文明，在同時期下可以與同期中原地區青銅文明相媲美，既獨樹一幟又相互關聯，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若論全國博物館頂流，三星堆博物館一定位列其中。“青銅大立人，是三星堆博物館不可錯過的文物。”朱亞蓉表示，在三星堆眾多的青銅雕像群中，無論從服飾、形象還是體量等各方面看，大立人都堪稱青銅像中的“領袖”人物。就全世界范圍來看，三星堆青銅大立人也是同時期體量最大的青銅人物雕像。

　　其實，在金沙遺址也出土過商周銅立人，兩者之間除了體量、發式等差別外，也有大體相同之處。“從體量上看，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和金沙銅立人的大小懸殊，但從圖像特征、重要象征符號的運用上，卻是一脈相承。” 三星堆博物館學術研究部部長吳維羲告訴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二者總體的賦形方式一致，包括總體姿態(立姿)、戴冠(太陽冠)、具有宗教祭祀意味的雙手姿勢等。雖體量有別，但顯示出三星堆文明與金沙文化之間的內在傳承關系。就造像本身看，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和金沙銅立人都應是反映某種祭祀情境。“我個人認為，兩尊造像內涵大體一致，都可能與‘日祭’儀式有關。二者體量之所以差別甚大，可能與相應時期財力、銅礦石原料獲得的難易度有關。”

　　看到金杖的一刻，猶如看到古蜀國王拿著這一象征最高權力的“法器”，指揮著古蜀臣民的一切。全長1.42米，直徑2.3厘米，凈重約500克的金杖，系金條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而成。靠近細看，端頭上雕刻有兩個前后對稱的人頭圖像。杖內部上方有兩只鳥頭部相對，下方是兩條魚背部相對，鳥和魚的頸部各疊壓著一根似箭翎的圖案。

　　而在金沙遺址也有一件類似的文物--金王冠帶，兩件文物上有驚人相似的圖案，都出現了魚、鳥和箭的元素，吳維羲表示，目前學術界有觀點認為，該圖案表現的是以魚和鳥為祖神標志的兩個部族聯盟，形成了魚鳧王朝；圖案中魚和鳥的圖案便是魚鳧王朝的徽號、標志。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金杖上的魚、鳥圖象征著上天入地的功能，是蜀王借以通神的法器，對這件法器性質則有“王杖說”“法杖說”“祭杖說”等，“不論是哪種看法，認為金杖具有‘權杖’的性質是一致的外，也有很多相同性和差異性。”

　　金沙遺址

　　博物館變網紅打卡地

　　“最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金沙遺址就有人群活動的遺存。祭祀習俗不晚于距今3500年左右，這幾乎和三星堆遺址作為都邑的時代同時。”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朱章義說，金沙遺址物質文明最輝煌的時代是商代晚期至西周，其間很多文化因素極有可能受了三星堆影響：文化遺存相類，都有專門的祭祀區、居住區、生活區、墓葬區，以稻作農業為主，祭祀文化濃厚，神權政治非常明顯，器類同質化現象亦非常明顯。“從這個層面來說，不可否認它們有著極深的淵源。”

　　不過，兩者也有不同的地方，在考古學家們不斷追問三星堆與金沙的關系中，朱章義認為，“從種種跡象看，它們的主體文化明顯有前后延續的物證可循，因此，我們還是傾向于它們之間具有明顯的文化承襲與發展關系。”

　　其實，金沙遺址博物館不僅僅是博物館，更是一座遺址公園。考古發掘現場、珍品陳列、森林、草地、小鹿，都讓人忍不住拍照留念。在與金沙鹿苑的梅花鹿互動時，回想起埋藏在金沙遺址祭祀區內數以千計的鹿角，仿若闖入了另一個時空，踏上古蜀文明之路。

　　遺跡館和陳列館是金沙遺址博物館內的兩大必逛館，分別位于摸底河的南北兩岸，一方一圓，剛柔并濟。“遺跡館是金沙遺址大型祭祀活動場所的發掘地，是目前中國保存最完整，延續時間最長，祭祀遺跡、遺物最豐富的祭祀遺存。站在內，能看到發掘現場的原生態場景，可以沉浸式感受3000年前古蜀王國氣勢恢宏的濱河祭祀場面。”朱章義說。

　　陳列館內，“太陽神鳥”金飾圖案靜靜躺在中央，熠熠生輝，作為中國文化遺產標志，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第六任院長單霽翔曾說，“太陽神鳥誕生于距今約3000多年的商周時期，又在21世紀第一縷曙光照耀在中華大地上之時出土。這圖案多漂亮、多神氣，多么富有動感，作為國家的文化遺產標志，我認為是很好的選擇。”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朱章義告訴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金沙遺址與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遺址、戰國船棺墓葬共同構建了古蜀文明發展演進的四個階段，共同證明了成都平原是長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華夏文明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為中華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體”學說的確立提供了重要佐證。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