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體教融合”之路

　　作者：葉珠峰

　　發于2023.8.7總第1103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7月28日開始，在成都舉辦的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成為舉世關注的舞臺。來自全球113個國家和地區的6500余名大學生運動員，在涵蓋18個大項、269個小項的賽場上以夢為馬，揮灑汗水，展開激烈的競技比拼。

　　中國大學生體育代表團派出了來自全國25個省市區、百余所高校的411名大學生運動員參賽。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首次參加世界大運會，其中不乏張雨霏、鄒敬園等奧運冠軍，以及剛剛在游泳世錦賽上奪取4金并打破世界紀錄的覃海洋。

　　參加大運會的中國大學生運動員們，除了完成參賽任務，奪取錦標，還要展現新時代中國大學生精神風貌以及大學生體育事業的發展成就，并以體育為媒成為中外交流的使者。

　　在新中國成立前，現代競技體育項目的發祥和發展之地就在大學，學校是現代競技體育名副其實的“搖籃”。在百余年的歷史長河中，中華大地上的大學生體育事業發展雖然櫛風沐雨，但始終踔厲前行。

　　在我國體育事業發展過程中，“體教分離”措施曾使我國在一定時間內幾乎全由專業運動員參加大運會。而隨著“體教融合”思潮的回歸并持續倡導，大運會的“小奧運”概念逐漸淡化，追求競技成績不再被視為參加大運會的全部，大運會真正回歸到大學生。

　　教育、人文、學習和體育訓練的同步發展更為全社會所重視，這深刻影響著國人的觀念、政策的變化和中國大學生體育事業發展的未來趨勢。

　　早期的運動員，都是大學生

　　由于現代競技體育項目大多源自西方，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教會學校和基督教青年會將大部分運動項目、器材、教學方法和比賽方式帶到了中國。后經過傳播，競技體育主要以學校體育的形式在中國發展。當時，各個運動項目的優秀選手、教練，基本上都是在校學生和青年教師。

　　例如1895年，天津青年會第一任總干事來會理從天津下船，從國外帶來了籃球運動，天津青年會東馬路會所后于1914年設置了中國第一個室內籃球場，籃球先從教會學校開始流行，此后在天津各大學校“蔚然成風”。

　　上世紀20年代，“中國籃球之父”董守義就在天津南開學校擔任體育老師。癡迷于籃球的董守義負責訓練籃球隊，調教出了唐寶堃、李國琛、劉建常、王錫良、魏蓬云“五虎將”。以“五虎將”為班底的南開校隊在一系列比賽中相繼擊敗了上海滬江大學、美國海軍球隊、菲律賓圣提托馬斯大學，聲名威震遠東。

　　董守義撰寫出中國第一部籃球專著《最新籃球術》，后于1947年被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他認為，體育競賽的目的不能只將眼光放在成績和紀錄的產生，也不能只著眼于技術，而是廣大師生通過參與體育，投入體育，感受體育所帶來的良好氛圍，從體育運動中獲得身心健康，通過體育競賽的形式獲得美感和精神。

　　中國第一位正式參加奧運會的選手劉長春，正是1932年剛從東北大學體育系畢業，參加了當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劉長春的教練，時任東北大學體育系主任的宋君復曾赴美留學學習物理，后于籃球發源地春田學院體育系就讀，回國后歷任上海滬江大學、東北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體育系主任、教授等職。

　　北京師范大學體育與運動學院首任院長、全國學校體育聯盟(教學改革)主席毛振明曾表示：“當時的運動員，其實都是大學學生，他們既代表著國家最高的競技水平，又都是合格的大學生。”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非常重視學校體育事業。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提出“新體育”，此時的大學體育主要任務是普及和激發全體學生的體育興趣。1950年代初，我國大學體育政策主要是針對學生體質健康以及個人衛生，國家倡導大學普及體育運動，強調增進健康和養成良好生活習慣。1954年，原國家體委頒行了《關于在中等以上學校中開展群眾性體育運動的聯合指示》，為開展大學體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成為當時學校體育發展的主導思路。

　　清華大學體育部主任劉波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進入20世紀60年代，國家調整了體育和教育的管理機制，使體育系統和教育系統分工運行。“其中，競技體育部分，包括運動員的訓練、選拔，以及競技體育比賽的組織和管理工作，由國家體委和地方各級體委來負責。體育系統主要依托各地的各級體校、體育院校，負責培養競技體育人才。而普通高校的競技體育發展，并未納入國家行政計劃之內，且逐步脫離了國家的競技體育體系。”

　　因此，相當長時間，大學體育的工作重心停留在倡導體育在校園中普及的階段。

　　20世紀70年代，中國逐步回歸國際體壇。1975年，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成立成為一大標志事件。同年，中國大體協就加入了世界大學生體育聯合會，比中國回歸國際奧委會大家庭早了4年。1977年，中國大體協第一次成立代表團參加了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舉辦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也比中國出戰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早了7年。

　　已經故去的原大體協副主席王鋼曾對媒體回憶：“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從成立之初開始，依然還是由當時的國家體委負責進行管理工作。到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大體協的國內事務，如國內大學生賽事的舉辦等，開始從國家體委移交至國家教委，但國際事務，如組隊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等，移交工作卻推后了近二十年。”

　　這在當時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70年代末，中國體育界剛回歸國際體壇，各項目的國家隊運動員缺少國際比賽經驗，而有“小奧運”之稱的大運會是難得的比賽機會。

　　1977年大運會，前中國女排“五連冠”時期的功勛隊長孫晉芳22歲，是南京體育學院選手。孫晉芳曾回憶：“當時，國家隊外出參賽機會很少，大運會是我們第一次參加世界綜合性運動會。我們以前從來沒有與那么多國家的運動隊相遇過，尤其古巴隊，那時她們是女子排壇的‘夢之隊’，我們仰視已久，終于大運會提供機會，我們與她們面對面交流了。”

　　中國女排在1977年大運會上奪得銀牌，排球界普遍將其視作中國女排“五連冠”輝煌的起點。

　　“當時大運會在中國體育界確實有‘小奧運’的說法。”曾參加過1977年保加利亞索非亞、1981年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運會的中國田徑三級跳遠名宿鄒振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的田徑比賽，世界上三大比賽等級最高，那就是：奧運會、田徑世界杯、大運會。”

　　兩屆比賽，鄒振先均為北京體育學院(現北京體育大學)選手。其在1981年大運會以17.32米的成績奪金，創下大運會三級跳遠紀錄，這也是中國運動員在世界大運會上獲得的第一塊田徑金牌。

　　鮮為人知的是，在1981年布加勒特斯特大運會上，參賽的還有郎平、李寧等中國體壇功勛。郎平當屆比賽率中國女排奪冠，而李寧一人在體操賽場上獨攬3枚金牌。

　　“體教融合”孕育碩果

　　上世紀80年代，中國迎來改革開放大潮，逐步轉軌市場經濟體制。與此同時，體育系統和教育系統各自運行暴露出了一系列問題。

　　其中突出的問題有：體育系統的運動員因為長期只接受體育訓練，文化教育層面存在缺失，給外界留下了文化水平低的印象。另外，同樣是種因于長期只接受體育訓練，很多運動員如果未能奪取全國冠軍、世界冠軍等成績，退役后往往出現生存技能單一的“痛點”，在就業安置層面引發社會關注和爭議。

　　受此影響，若非孩子從小運動天賦極其出眾，越來越多的家長從觀念和意識上，不再希望孩子成為運動員，而是更希望孩子接受學歷教育。

　　進而，中國體育系統舊有的“體校，省隊，國家隊培養體系”逐步產生動搖。其中，部分基層體校開始出現連年招生困難的情形，對中國競技體育的人才輸送構成了挑戰。

　　針對這種現狀，原國家教委和原國家體委首次出現了“體教融合”(最初稱為體教結合或教體結合)的思潮。當時國家提倡，高校可以拿出每年預算的1%來投入到高水平運動隊的建設中來，高校運動隊的招生規模原則上也不會超過本校上一年度本科招生計劃總數的1%。這是體教融合在那個時代的初步探索。

　　1985年12月27日，原國家教委和原國家體委在山東掖縣聯合召開了“全國學校學生業余體育訓練工作座談會”，會議制訂了《關于開展學校業余體育訓練，努力提高運動技術水平的規劃(1986-2000年)》(以下簡稱：《規劃》)。

　　在《規劃》發布的基礎上，原國家教委又在1987年相繼頒布了《關于部分普通高等學校試行招收高水平運動員工作的通知》《關于試點高校培養高水平運動員的管理辦法》，選定了51所高校可以獲準開始獨立招收體育特長生，并組建高水平運動隊，承擔起助力中國競技體育發展的職能。

　　但此時的大學體育特長生培養，資金、資源投入有限，處于初期的“探索階段”，大學體育的競技水平也無法支撐其參加世界大賽并完成參賽任務。如前文王鋼所述，上世紀80-90年代這個階段，大運會仍舊是體育系統重要的“練兵舞臺”，因此選派權依舊由國家體委(1998年改名國家體育總局)掌握。

　　2001年，大運會來到了北京，由于北京剛剛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體育系統幾乎盡遣所有頂級運動員出戰，達到了規模上的巔峰。當時，無論是賽事組織，還是競賽成績，體育系統都將這屆大運會視作北京奧運會的預演。這其中，由姚明、王治郅、巴特爾三大“移動長城”領銜的中國大學生男籃，歷史上首次擊敗美國大學生隊；18歲的劉翔以13秒33的成績奪得生涯第一個110米欄世界冠軍；李娜在網球項目一人奪得3金。最終，中國大學生代表團以54枚金牌、25枚銀牌、24枚銅牌的成績位列獎牌榜第一。

　　2001年北京大運會之后，國家體育總局依照相關精神，將大體協的國際事務移交給教育部。自此，中國大體協方能自主選派大學生參加大運會。也是從2001年北京大運會開始，體教結合的理念在國內體育界、教育界得以更加廣泛的倡導。

　　王鋼曾回憶稱：“2000年前后開始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使得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職能劃分更加清晰，學生體育工作進一步回歸到教育部門。但這次機構改革只是一個契機，更重要的是，那個時候中國大學生體育運動水平已經發展到了一定階段，我們已經有能力參與到大運會的活動中去。”

　　19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10年，隨著中國社會進一步改革開放，大學生體育事業的發展可謂轟轟烈烈。擁有高水平運動員招生資格的高校規模持續擴大，2006年更擴至235所。

　　國內高校建設高水平運動隊成果斐然的，當屬從解放前就一直重視體育教育的清華大學。論招生項目、人數之多，建隊模式多樣化，清華大學均列全國第一。

　　劉波介紹，早在1954年，在蔣南翔校長(曾提出口號：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倡導下，清華大學多支體育代表隊就已經成立，共包括田徑、技巧、足球、籃球和排球5個項目。1987年《規劃》政策發布后，清華大學逐步恢復設置各體育項目的大學生隊，還嘗試與北京體育學院(現北京體育大學)聯手打造雙學位的培養體制。90年代末期，清華大學相繼成立跳水隊、射擊隊等，并與國家體育總局的游泳中心、射擊射箭中心進行共建。

　　清華大學之外的其他一些高校，也紛紛發展出自己的特色體育項目。例如北京大學打造登山隊“山鷹社”，北京理工大學發展足球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復旦大學建立排球隊等，都是全國高校體育運動隊建設的典范。

　　全國級別的大學生體育聯賽設置，也進一步刺激著中國高校發展高水平運動隊。1998年是中國大學生籃球聯賽(CUBA)成立的“元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華僑大學、太原理工大學、廣東工業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等都將籃球視作“發力點”，將籃球隊打造成高識別度的“名片”。

　　2003年夏天，中國參加韓國大邱大運會，系首次由教育部主管的中國大體協選派運動員。當屆比賽，中國大學生體育代表團已經普遍實現了以在校大學生為主。很多運動隊中，非專業運動員出身的大學生占據了相當的比例。由北京理工大學隊球員為班底組成的中國大學生足球隊，更是首次以純粹的大學校園學生軍組成，曾經戰勝巴西隊引起轟動。

　　到了2005年土耳其伊茲密爾大運會，來自清華大學的學生胡凱勇奪男子100米冠軍轟動全國，成為中國大學生體育運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現任清華大學體育部副主任的胡凱，是在2001年夏天以高水平運動員身份考入清華大學，入學后學習與訓練兼顧，其競技能力與專業運動員相比也毫不遜色。胡凱2004年在校期間就參加了全國田徑冠軍賽暨大獎賽總決賽，奪得100米和200米冠軍。2008年北京奧運會，胡凱成功入選國家隊，并代表國家隊參加100米和4x100米接力賽。

　　胡凱的成功證明了由校園來培養高水平運動員是完全可行的。在此之后，中國越來越多的優秀運動人才從校園孕育而生，成為中國體教融合的重要成果。

　　當下，無論大學生籃球聯賽這樣的全國性賽事蓬勃發展，還是類似更多胡凱這樣的學生軍入選國家隊，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中國高校體育事業邁向更高的標準。因為，對比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校園體育，業界會發現，美國的大學體育完全可以代表整個國家的競技體育水平，并且運動員的成長過程沒有脫離正常的教育系統。

　　美國大學體育一個非常突出也是值得借鑒的優勢，是其商業化運作能力。根據美國大學生體育聯盟(NCAA)財報統計，2021年全美大學體育項目總收入超過11億美元，有將近90%的收入來自“瘋狂三月”籃球賽轉播(每年三月，美國大學生籃球聯賽進入最激烈的單場淘汰賽階段)。2010年，美國大學生體育聯盟就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轉播商簽署了一份14年108億美元的天價長約。美國大學體育由于深入人心，2024年合同到期后仍有望繼續以長約形式獲得轉播商青睞。

　　這些商業收入的絕大部分，則是持續反哺各個高校。例如美國知名的“太平洋十二校聯盟”，其中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斯坦福大學等名校，平均每年的競技體育經費高達數千萬美元之巨。學校用這筆豐厚的資金去招收全美最好的學生，支付體育獎學金，支付教練和訓練師的薪資，提升科研保障水準，進行大學體育場館和訓練設施的建造等，給學生最好的訓練待遇將他們培養成才。

　　大運會回歸大學生

　　往后的歷屆大運會，泰國曼谷，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中國深圳，俄羅斯喀山，韓國光州，中國臺北，意大利那不勒斯……以大學生為主體的中國代表團，成績基本穩定在三甲之列。多屆大運會后，“大運會回歸大學生”的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

　　“‘小奧運’的說法經過幾十年變遷，早已淡化。最近的多屆大運會上，競技成績固然重要，但已不再是這項賽事的全部。”鄒振先說，“或許，很多大學生未來并不會從事職業運動員道路，但參加大運會也是其人生的寶貴財富。大運會除了是賽場，更是一個全世界各國展示文化，互相交流的平臺。”

　　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中國大學生體育事業進一步發展壯大。

　　2020年，全國已有283所高校獲準可以進行高水平運動隊招生，比1987年初創之年翻了5倍有余。胡凱之后，高校高水平運動隊也持續為國家培養了多位世界冠軍和奧運冠軍，例如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首金獲得者，是來自清華大學射擊隊的楊倩。

　　據了解，清華大學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建成了屬于自己的校隊“金字塔”。截止2020年共包括：4支A類隊(田徑，射擊，男籃，女籃)代表中國大學生甚至專業隊最高水平的運動隊，7支B類隊(包括女排、擊劍在內)代表北京市大學生的高水平運動隊，43支C類隊(包括乒乓球、冰球等在內)代表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普通學生中的突出水平運動隊。

　　而中國大學生籃球聯賽發展至今，在賽事規模、競賽水平、人才孵化等各層面都是中國最頂級的學生聯賽和業余聯賽，每年都為CBA聯賽輸送人才。如今，大學生籃球聯賽不斷沉淀中國大學生體育文化氛圍，已成為全國廣大大學生心目中的籃球圣殿。據一些網絡平臺數據顯示，每年都有超過10億人次通過電視、網絡收看比賽直播，現場觀賽觀眾也達到了200萬人次。

　　這個階段，中國大學生體育事業發展取得了不俗成就，本屆大運會在成都的舉辦，對于我國學校體育工作的進展無疑又將是一次積極的引領。同時，也有待以此為契機，繼續解決公平層面存在的一些問題。

　　據統計，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頒布的關于學校體育和學生體質健康的文件已達174份。2021年9月24日，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規范高校高水平運動隊考試招生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是現階段最為重磅的政策之一，該政策將全面從嚴管控高校高水平運動隊考試招生和日常管理工作。

　　《指導意見》明確指出，目前高校高水平運動隊招生存在個別運動員文化成績差、體育競技水平偏低、個別高校考試組織不規范、在校管理不嚴格、個別地方運動員技術等級證書造假等問題。

　　其中在全社會最具爭議的有兩個現象：一是，競技水準不高的學生靠運動員技術等級證書造假等舞弊手段獲得名校的降分指標，入學后馬上退出運動隊并改換專業，這也讓一些每年高水平運動隊招生量本不算小的名校無法為國家輸送體育人才。二是，真正高水平的運動員由于文化課成績不理想，只能走單招或保送途徑進入名校，但入校后無力完成學業，個別高校對此視若無睹，嚴重浪費名校的教育資源。

　　《指導意見》推出了一系列頗具管控力度的舉措：從2024年起，只有獲得國家一級運動員(含)以上技術等級稱號者方可報考高水平運動隊。高校高水平運動隊招生項目將逐步全部納入全國統考，提高文化課成績要求。其中，“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在招收高水平運動隊時對考生的高考成績要求須達到生源省份本科錄取最低控制分數線；其他高校對考生的高考成績要求須達到生源省份本科錄取最低控制分數線的80%。此外，從2024年起，專業測試全部納入全國統考，由國家體育總局牽頭組織實施，高校不再組織相關校考。

　　近年來，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已陸續將高校高水平運動隊足球、游泳等項目納入全國統考，提升專業測試的公平性、科學性，獲得考生及家長的好評。

　　如果考生確實競技水準特別優秀，《指導意見》仍留下一個“通路”，允許破格錄取：“對于體育專業成績突出、具有特殊培養潛質的考生，允許高校探索建立文化課成績破格錄取機制，破格錄取工作將接受社會的嚴格監督。并且原則上，高水平運動隊學生與普通學生的學業水平要求應保持一致，參加本科畢業論文(設計)抽檢。高校可通過學分制、延長學制、個性化授課、補課等方式，在不降低學業標準要求、確保教育教學質量的前提下，積極為高水平運動隊學生完成學業創造條件。”

　　有關專家指出，《指導意見》的出臺旨在消除教育公平存在的問題，但其根本目標并未改變。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歷來發布的政策多次明確：“普通高等學校建設高水平運動隊的目的是為國家培養全面發展的高水平體育人才，目標是完成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及國際、國內重大體育比賽的參賽任務，為國家奧運爭光計劃和競技體育可持續發展做貢獻”，并明確提出“切實加強教體結合”。

　　多位受訪專家都認為，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高校體育依然可以持續作為高水平體育人才培養的有益補充。

　　首都體育學院原院長鐘秉樞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體教融合體現的，是國家希望把傳統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模式引導到一種通過教育系統來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全新機制，發揮學校體育作為普適教育的功能，依靠自己的資源優勢，培養高水平運動隊和競技、學習俱佳的學生運動員。”

　　在鐘秉樞看來，體教的未來會進一步融合，未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是趨勢。學校體育在競技體育人才培養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深度融合專業體工隊和高校高水平運動訓練和競賽體系的培養模式將更加完善。

　　從長遠看，隨著體教融合的深化，投入的加大，校園體育的整體競訓質量會日益提升，大部分青少年都會選擇校園體育這條道路，來邊讀書邊接受體育訓練，在保證基本成績的前提下，同樣可以誕生很多學訓雙優的學生運動員。中國的校園體育整體發展水準也會逐漸向發達國家靠攏，成為中國體育人才選拔的主要渠道。

　　《中國新聞周刊》2023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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