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梁曉聲：從“人間悲苦”到“人間值得”，《人世間》為何感動華人？

　　中新社北京4月24日電 題：梁曉聲：從“人間悲苦”到“人間值得”，《人世間》為何感動華人？

　　作者 李翔

　　由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改編的電視劇《人世間》自今年1月底在央視開播后，創下央視8年來收視新高，其火爆使原著也備受關注。

　　小說《人世間》由中國作家梁曉聲歷經8年創作而成，用115萬字講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東北一戶普通人家的生活軌跡，以小見大反映時代與家國的關系，在小人物的悲歡離合中講述中國人的“情懷”與“希望”。中新社“東西問”近日獨家專訪《人世間》作者梁曉聲，聽他講述從“人間悲苦”到“人間值得”，《人世間》為何感動華人。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之前想過《人世間》會受到大家如此關注和熱捧嗎？

　　梁曉聲：沒有想過，甚至創作作品時根本沒有想到有一天會拍成電視劇。起初我抱著不太樂觀的態度，因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樣品相的內容，無論是電視熒屏，還是院線大銀幕都少有，我對于觀眾是否會接受這樣的內容并沒有把握。但最后播出結果是比較好的，大家喜歡《人世間》這個作品，我也很欣慰和高興。

　　中新社記者：《人世間》中，您最喜歡哪個人物？為什么？

　　梁曉聲：我喜歡我筆下的每一個人，我賦予了他們姓名、性格和故事。但如果您需要我挑最喜歡的人物的話，可能是周家三兄妹。

　　我喜歡周秉坤身上對友情的堅持與仗義。他身上有我在北大荒知青時的性格特點：對于友誼的珍視。我認為這是朋友該有的樣子。

　　我喜歡秉義的格局。秉義實際上是一個在多種文學影響下人文素質較充沛的80年代新知識分子，他和現在普通考入大學的知識分子是完全不同的。充沛的文化素養，也使得這個人物在考慮問題時會更顧全大局，他的格局也要大一些。

　　周蓉的女性獨立和她關注國家命運的特點，也是我比較喜歡的。

　　中新社記者：您的作品不少都改編為影視劇，從《年輪》到《人世間》，您筆下的中國社會和人情冷暖得到了讀者高度認同，您認為原因是什么？今天的觀眾和30年前的觀眾有哪些不同？

　　梁曉聲：這個問題中其實包含三個方面。首先是文學原著和影視劇的關系。我個人還是愿意把電視劇看成一個獨立于原著的作品，因為電視劇本身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進行了很大程度上的再創作。它是將原著內容打散成各種素材，然后再將這些素材重新編織起來，形成了一個獨立的作品。

　　而小說創作相較于電視劇創作來說可以更從容一些。《人世間》這部作品我還可以寫得更加豐富，寫成4卷本。但是電視劇有集數上的限定。

　　至于您提到的觀眾變化，我確實沒有想到有很多年輕的觀眾會追劇。甚至在出版小說的時候我還反復和編輯說，這個作品會有人看嗎？可能由于我年紀大了，經歷的事情多了，相反還過于保守了。

　　現在看來《人世間》的火爆印證了在當今的中國，需要有一部講述時代變遷的作品，有那么多年輕觀眾和讀者愿意來看這個作品，證明了我們在文化自信方面的長足進步。各個年齡段的人可以平靜面對時代發生的變化，這種文化自信是要提倡的。

　　中新社記者：您多部作品中的人物都會讓人想起您曾經的知青經歷。這些人物和您的生活是否存在某種交集？您會懷念自己的青春歲月嗎？

　　梁曉聲：首先需要強調的是，作品都是虛構的。當然原著中確實有我的一些經歷，比如周秉義的知青生活和我有一些重疊，包括我的父親也參加“大三線建設”(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工業體系建設)，我的弟弟在醬油廠工作，這成為我的創作來源。我曾說過，創作知青歲月的作品是現實主義的寫作，是為了補全—段失卻的歷史。與其說懷念，不如說是一種回望吧。

　　中新社記者：《人世間》讓人感受到“人間悲苦”，又讓人覺得“人間值得”。您怎么看待苦難與生活的關系？您相信“苦盡甘來”嗎？

　　梁曉聲：從創作作品來說，我差不多寫了兩千幾百萬字了，很少用到“苦難”兩個字，對于這兩個字的運用我是很慎重的。

　　就《人世間》這部作品來說，我認為苦難一直都是生活中存在的。例如作品中無論是郝冬梅家，還是馬守常和他的妻子曲秀貞，都經歷了苦難。在20世紀80年代后，他們的家庭逐漸從苦難中走出來。不過苦難又隨著下崗、轉業等問題逼近了陳舊的光字片(指社區)人們，他們的生存出現了很大的挑戰。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光字片的大多數也都通過自己的方式從苦難中解脫出來了。

　　我經常想，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國家沒經歷過苦難呢？如果我們把人類的歷史每300年做一個切割去觀察，它都伴隨著困難、戰爭、災難。由于文明和進步程度的不同，某個時候可能財富更多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因此才有了那樣的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但再把歷史連起來對比看，人類社會確實在進步。因此“苦盡甘來”符合一個民族和國家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種愿景，這也是我最初寫這本書和導演要把它拍成電視劇的初心之一。

　　剛才提到作品中的苦難，它在作品中就是一種現代生活的比照。假如沒有比照，我們可能對于今天中國的發展所帶來的變化很漠然。當通過這種現實主義品相的文學，把從前樣貌的一部分還原出來后，我們能更加了解我們的過往。正如每個人的人生也是這樣，在起起伏伏中充滿希望。

　　中新社記者：《人世間》以小見大，敘述了一個普通中國家庭在大時代變遷下的生活史，讓人感受到“家國文化”流淌在每個人的血脈里，海外華僑華人都能從中看到自己家庭的影子。有人認為，在東西方之間，在不同代際之間，對于“小家”“大家”的認識都存在差異。對此，您的觀點是什么？

　　梁曉聲：關于家國關系，我個人認為全世界都一樣，并不是唯獨中華民族格外強調這一種關系，所謂“國之不存，何以家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但是中華文化確實對于家國關系闡述得比較充分，這些要歸功于偉大的先賢們，他們時常在思考家國關系。這種看似我們很獨到的“家國文化”，其實也適用于全世界。

　　與此同時，西方也能找到很多闡述，比如英國作家王爾德，甚至追溯到希臘的“哲學三賢”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也都闡述過家國關系。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家國文化”是相通的，但是在中西方文化卻又有許多不同。您如何理解文化差異？而我們又該如何推動文化交流交融？

　　梁曉聲：西方文化下的文學創作，起初更多是從研究個人出發，某種程度是從心理學角度來剖析個人面對現實的心理活動。比如在希臘神話故事中的美狄亞、宗教故事中的莎樂美，甚至包括后來莎士比亞筆下的丹麥王子，都是在研究人的內心。

　　而中華文化影響下的文學作品，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是從道德范疇來刻畫人物。作品更多的是在描寫關系，類似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等。這是中西方文化背景下早期文學作品最大的差別。

　　從這一點出發，就能知道文化交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它雖然難，也會自然而然地發生。我認為，中西方文化在交融的時候，文化自信是關鍵。因為文化其實在自己的國度里起到促進民族與時俱進的作用。

　　如何在既保留自我文化的同時又達到彼此交融交往，最核心的就是對于不同文化的不同聲音，在“在意”與“不在意”之間找到平衡。在我看來，這其實是需要智慧的。(完)

　　受訪者簡介：

　　梁曉聲，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曾創作出版過大量有影響的小說、散文、隨筆及影視作品，為中國現當代以知青文學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現居北京。2019年7月，獲第二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8月16日，憑借作品《人世間》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2022年電視劇《人世間》播出備受好評，引發全民閱讀小說《人世間》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