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是一場關乎民族存亡的正義之戰，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斗爭中，無數國際義士跨越國界，懷揣著對和平與正義的向往，與中國人民并肩作戰。

　　“國際義士在輿論、醫療、后勤、難民救助等諸多戰線的傾心付出，凝聚起中國人民‘得道多助’的磅礴偉力，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鮮活的歷史樣本與實踐經驗。”在接受中新網記者專訪時，上海市檔案館整理編目部研究人員劉偉表示，在那段烽火歲月中，這些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義士生動詮釋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深刻哲理。

　　筆鋒破曉：輿論陣地上的真相傳播者

　　在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和抗戰決心鮮為外界所知。而國際記者們以筆為刃，沖破層層阻礙，將真相傳遞給世界。

　　埃德加 斯諾是第一個訪問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的外國記者。1936年，經宋慶齡引薦，斯諾深入陜北，采訪了毛澤東等紅軍領袖。同年11月，他對毛澤東的采訪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連載，并首次配發了毛澤東頭戴紅星八角帽的真實照片。毛澤東在采訪中呼吁國共共同抗日的決心，讓世界首次窺見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面貌。

　　斯諾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在英國出版，首次向全世界系統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真相。1938年2月，胡愈之自設“復社”，將該書以《西行漫記》為名在上海出版中文全譯本。這部作品打破了國民黨的輿論壟斷，鼓舞了成千上萬進步青年投身革命，也讓世界了解到中國抗戰的正義內核。

　　1928年，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以美國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后，她成為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1937年3月，史沫特萊與毛澤東圍繞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展開談話，形成《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小冊子。談話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性質、中國抗戰與國際援助等內容。毛澤東將記錄稿寄給斯諾和《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希望傳播抗戰主張，該談話最終發表在《新中華報》上，成為中共突破封鎖、爭取國際理解的重要窗口。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出生于波蘭，年幼時隨父母來到中國。1937年至1938年間，他作為美國合眾社記者，在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采訪，寫下大量報道中國抗日戰爭的文章。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后，他輾轉到香港，加入保衛中國同盟，負責編輯《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致力于打破日本對中國的新聞封鎖及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0年6月，他的戰地報告《突破封鎖進入中國》發表，記錄了從廣東海岸線進入內地時日軍的轟炸、紅十字會醫療物資運送情況，披露了日本法西斯在廣東的暴行。

　　根據愛潑斯坦的戰地報告記載，廣州淪陷后，大部分靠人力運輸的貨物和旅客仍通過中國自己的海岸進出，并非如外界所想依賴國際航線。“這份報告對宣傳中國抗戰、爭取國際援助意義重大，也讓國際社會更客觀地認識到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劉偉說。

　　后勤為盾：從醫療支援到物資補給的跨國保障

　　戰爭的殘酷使得醫療救助成為關乎抗戰存續的生命線，國際醫者們帶著醫術與良知，為中國軍民筑起一道跨越國界的生命防線。

　　美籍黎巴嫩人馬海德，擁有醫學博士學位，1933年來到上海，在宋慶齡的影響下投身革命活動。他將自己的診所提供給中共地下黨作為聯絡、開會的場所。

　　1936年，宋慶齡接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來信，希望介紹一名外國記者和醫生前往蘇區考察，在她的幫助下，馬海德同斯諾一起奔赴蘇區。到陜北后，他成為紅軍的衛生部顧問。1937年2月，馬海德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第一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國人。1938年保衛中國同盟(以下簡稱“保盟”)成立后，馬海德通過向該同盟報告陜甘寧邊區情況，向海外呼吁、爭取急需的醫療器材和藥品，大大緩解了邊區軍民缺醫少藥的困難。“對外，馬海德積極呼吁爭取醫療資源；對內，他全力救死扶傷，用行動印證了‘救死扶傷’不分國界，正義的事業總能感召醫者的仁心。”劉偉說。

　　抗戰的持久進行，離不開物資的持續補給，國際義士們憑借智慧與勇氣，為中國抗戰搭建起堅實的后勤保障網。

　　1927年，新西蘭友人路易 艾黎來到上海，在工部局任職，后在工部局工業科擔任一定職務。1933年他結識宋慶齡，1934年參加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與上海的中共黨員、民主人士有廣泛接觸。

　　劉偉介紹，路易·艾黎在愚園路的住所為中共地下工作和工農紅軍提供了重要幫助，還利用工部局撥給他的專車，多次替上海地下黨運送材料、轉移革命同志。

　　抗戰爆發后，中國工業遭到嚴重破壞，大批難民流離失所。1938年，艾黎與斯諾夫婦等中外友人發起“工合”運動，制定在非敵占區建立工業合作社的計劃，建立起3000多個工業合作社，吸納30多萬社員開展軍需民用生產。這些合作社在生產自救的同時，為抗戰前線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根據地提供物資，筑起一道堅固的“經濟抗戰防線”，成為失業工人和難民生產自救、支援抗戰的獨特經濟力量。

　　“工合”運動為何能在戰時發揮巨大作用？劉偉表示，原因在于艾黎提出的合作社規模小，無需大筆投資，適合戰時國家財政緊張的現狀，且無需大型機械設備，可因地制宜用簡陋工具就地取材開工生產。“這種小型生產單位隱蔽于民居中，可避免成為日軍飛機轟炸目標，且易于搬遷，化聚為散，敵人難以集中破壞，非常適合戰爭環境。”劉偉說。

　　1940年代，路易·艾黎創辦培黎學校，以“為黎明而培訓”為宗旨，倡導“手腦并用、創造分析”，為中國“工合”運動培養了大量專業技術人才。

　　在物資運輸的“生命線”上，德國友人王安娜書寫了屬于她的傳奇。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澤，1936年隨夫來華。全面抗戰爆發后，她成為“保盟”重要成員。受宋慶齡、周恩來委托，王安娜承擔起將香港援華物資運往華北、華中的艱巨任務。面對日軍的水路封鎖，她憑借德國人的身份與流利的法語，開辟了從越南到中國內地的陸路通道。

　　仁愛庇護：“安全區”里的守望相助

　　戰爭中，平民往往是最脆弱的群體。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這場百萬人級別的大戰使得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淪為難民。時任上海國際救濟會、國際紅十字會要職的法國人饒家駒，憑借精通多門語言的優勢與過人的人格魅力，奔走斡旋，在南市劃出難民安全區。

　　劉偉介紹，饒家駒建立的南市安全區南面以方浜路(現方浜中路)為界，東西北三面以民國路(現人民路)為界，分為9個區域，由難民自選區長自我管理。從1937年11月到1940年6月，這里先后設立130多個收容所，庇護30余萬難民，不僅每日發放糧食、冬季分發棉衣，還建立了人民醫院、產婦醫院、兒童醫院，甚至組織難民保安團維持秩序。

　　南市難民區不僅開創了戰時平民保護的“上海模式”，還為《日內瓦第四公約》的訂立提供了寶貴范例。劉偉表示，在創辦上海南市難民區后，饒家駒又將目光投向中國內陸地區，積極參與其他地區的難民救助，戰時平民保護的“上海模式”相繼在南京、漢口、廣州等地復制、推廣。

　　作者：李姝徵 周孫榆

　　編輯：梁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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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宋方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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