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9日電 題：通過“大一統”實踐，清政府如何重塑各族群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西南邊疆研究室主任呂文利

　　中新社記者 陳建新 徐雪瑩

　　歷史是多種力量合力而成、所有民眾互動實踐的結果。在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中，各族群、團體間通過文化交流、婚姻結合、貿易往來等活動，形成“嵌入式互動”格局。

　　這一格局如何影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有何內在演變邏輯？對今天有什么現實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西南邊疆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呂文利就此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何為“嵌入式互動”格局？其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何種作用？

　　呂文利：以新疆為例，歷史上無論遣官置郡，還是屯田戍邊，體現的都是中央對新疆的縱向治理；各族群、團體間的文化交流、婚姻結合、貿易往來等，則體現了“嵌入式互動”。所謂“嵌入式互動”，是以和親、通婚、貿易、互助等為表達手段的一種橫向的歷史互動，它是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關鍵。

　　1771年，蒙古土爾扈特部在其首領渥巴錫的率領下，回到祖國。據學界研究，土爾扈特部在西遷至伏爾加河流域到東歸之前，從未中斷與祖國各方，尤其是藏傳佛教格魯派上層的聯系。可以說，恰恰是各族群間形成的“嵌入式互動”格局，才促成了這次東歸。

　　清代“嵌入式互動”格局的形成和發展，有其內在歷史演變邏輯。早在明朝末年，伴隨蒙藏形成宗教信仰上的聯盟，滿蒙結成軍事及政治聯盟，以及努爾哈赤推行“滿漢一體”理念，各地區、集團之間開始形成這一格局。入關后，清政府順勢而為，因俗而治，把各民族地區納入治理，進一步鞏固強化了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局面，出現康乾盛世。隨著治理深入，又進行“修教齊政”改革，實施“一體化”政策，進一步促成“嵌入式互動”格局的形成，并形塑和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發展。

　　中新社記者：貿易與宗教如何影響“嵌入式互動”格局？

　　呂文利：貿易和宗教由于跨越族群、社會、區域，成為影響乃至最終實現清代“嵌入式互動”格局形成的關鍵因素。

　　具體來說，蒙古諸部因為宗教信仰，需要入藏熬茶，進而與清朝進行貿易，蒙藏雙方在信仰上形成聯盟，以及清政府力圖借助藏傳佛教控制蒙古，都反映了蒙古諸部、西藏藏傳佛教和清政府的各自需求和靈活組織。例如，清政府與當時還未納入版圖的蒙古準噶爾部開展以物易物貿易時，滿足其搭給部分現銀的訴求；準噶爾使臣進京時，清政府允許其攜貨貿易；清政府還為準噶爾入藏熬茶花費大量銀兩，卻不把費用直接布施給西藏寺廟……這些都是其統合準噶爾和西藏的政治策略。

　　在互動過程中，滿、蒙、藏、漢、回等彼此的文化深深嵌入對方骨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構成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中新社記者：清代各族群、各地域之間交往交流交融歷史，是自發的還是被動的？為什么說清政府是“順勢而為”？

　　呂文利：清代“嵌入式互動”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既有各族群、地域的自發融合，也有政府主導的互動與融合。

　　明末清初，東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區的族群形成了自發性的“嵌入式互動”，這種互動是各族群間互相借鑒、自發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例如，清朝入關前的60余年間，僅滿蒙關系就經歷了滿洲向蒙古學習、滿蒙同盟和清朝管轄蒙古三個階段。從蒙漢、蒙藏關系來看，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在信仰的選擇上大體也可分為篤信薩滿教、試探白蓮教以及信仰藏傳佛教格魯派的三個階段。

　　入關后，清政府把邊疆地區納入治理范圍。當時，經濟快速發展，各族群人口遷移頻繁，形成“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等熱潮。此外，清政府也在有意進行空間規劃，大規模遷移人口。

　　隨著治理深入，清政府在邊疆地區施行“修教齊政”改革，成效顯著。在政治上，清政府著力進行頂層設計，如規定滿、漢、蒙等都可參加科舉考試，形成政治上的“嵌入式互動”格局；在行政區劃設計上，從雍正朝開始，在西南地區進行大規模改土歸流，清末在邊疆地區設省或籌議設省等，進一步促成“嵌入式互動”格局的形成。

　　中新社記者：“嵌入式互動”格局的形成，對清政府實現長治久安起什么作用？

　　呂文利：清政府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族群問題和宗教問題是最關鍵的兩大核心內容。妥善解決這兩大問題，事關國家長治久安。

　　與歷代王朝不同，清代實現了政府主導、各族群協調融合、彼此共同嵌入成長互動的新格局。其中，最成功的經驗就是在超越族群隔閡的基礎上，用“大一統”思想和實踐，重塑各族群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得以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具體來看，一是善于因勢利導，創建了眾多因地制宜的邊疆政策；二是清朝皇帝提倡滿漢平等的治理格局，包括在崇儒重道和宣揚佛教等信仰方面，堅持平等對待；三是以改革的智慧進行“修教齊政”。

　　深刻了解歷史上各地區、各群體形成的“嵌入式互動”格局，發掘各群體之間深層互動的內在機制，有利于激發群體協調發展的內驅力，促使國家在主導和增進各地區、各群體的良性互動方面推出符合實際、利于長治久安的政策，使得各群體在人口、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維持在良性和可持續的軌道之上。

　　橫向歷史上的“嵌入式互動”，可將其看作理解古代中國的一把鑰匙，它強調各個組織、族群、行政單位、社會、團體的互動、融合和發展，對于今天具有借鑒意義。(完)

　　受訪者簡介：

　　呂文利，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西南邊疆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強基計劃”學業導師，內蒙古工業大學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陸地邊疆歷史與現實問題以及疆域理論問題等。出版專著有《嵌入式互動：清代蒙古入藏熬茶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