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邯鄲10月22日電 題：為何說北魏譚副造像是東西文化交融見證？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鄴城考古隊負責人何利群

　　中新社記者 牛琳

　　鄴城(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是“三國故地、六朝古都”，歷史上曾孕育眾多名僧、佛壇領袖。2012年，這里發掘了一處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現的規模最大的佛教造像埋藏坑，一次性出土佛造像的數量、品相、材質位居中國之首，世界罕見。

　　這些佛造像堪稱“半部中國佛教造像史”，修復完成部分現收藏于鄴城考古博物館，譚副造像是“鎮館之寶”之一。相關造像樣式怎樣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地區，又如何見證“中國佛都”的文化交融？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鄴城考古隊負責人何利群，揭秘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流往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鄴城佛造像是如何被發現的？它們為何被掩埋于鄴城地下？

　　何利群：臨漳古稱“鄴”，曾先后作為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曹魏、后趙、冉魏、前燕、東魏和北齊六朝都城。鄴城雖建都于亂世之際，卻是都城規劃肇始地、建安文學發祥地、佛學弘傳中興地、多元文化碰撞地，在政治制度、城市建設、文學藝術和宗教傳播方面大有建樹，對后世影響至深。

　　文獻記載，鄴城是佛教東傳重鎮之一。鄴下佛教初興于十六國時期，鼎盛于北朝。后趙時，西域高僧佛圖澄就在中原北方地區弘揚佛法，并得到后趙皇室的極度尊崇。公元534年東魏遷都鄴城，洛陽城內僧尼均隨同入鄴，鄴下佛教由此大盛，并于北齊之際達到頂峰。

　　2012年春節期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現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組建的鄴城考古隊，在臨漳縣鄴城遺址東部，搶救發掘一處佛教造像埋藏坑遺跡。

　　埋藏坑地處臨漳縣習文鄉北吳莊北地、漳河南堤北側的河灘內，坑口位于流沙層下，是一個專門埋藏佛教造像的不規則方形土坑，邊長約3.3米、深1.5米左右。這一地點位于已知東魏北齊都城鄴城遺址東城墻東側約3公里，即推測的東魏北齊鄴城外郭城內。

　　發掘期間正值春節，歷時16天，共出土佛造像2895件(塊)，另有3000件左右佛造像碎片。經整理研究發現，出土造像多數是白石質，少數為青石或其他石質。其中有題記的造像約300件，時代主要集中于東魏北齊時期，另有少量北魏和唐代造像。

　　鄴城在公元4世紀的十六國后趙時期，佛教就已高度發達，及至6世紀中期的東魏北齊時期更是達到極盛，成為中原北方地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與此同時，從現有跡象來看，鄴城遺址出土佛教造像普遍經歷了北周武帝的“建德法難”，后經隋代修復繼續奉用，但在唐代某次政治運動后，這批造像再度被損毀破壞后集中埋放于此地，直至一千余年后重見天日。

　　由于出土佛教造像表面的色彩封護、貼金加固、碎塊拼接綴合是一件非常艱巨的工作，10余年來，這批造像的修復工作仍在持續進行中。

　　中新社記者：這批精美的佛造像為何堪稱“半部中國佛教造像史”？有何獨特的藝術價值？

　　何利群：鄴城佛教造像的發現是中國佛教考古最重要的收獲之一，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

　　這批造像數量達到2895件(塊)，是目前所知新中國成立以來出土量最大的一次佛教造像發現。埋藏坑的地層堆積明確，造像時代特征顯著，為探討中國歷史上的數次法難和佛像瘞(yì)埋制度提供了重要線索。

　　尤其是，出土造像工藝精湛、造型精美、類型多樣、題材豐富，代表了中國佛造像藝術的一個高峰。它們多數為背屏式造像，另有部分單體圓雕的佛和菩薩像。主要題材有釋迦像、阿彌陀佛像、彌勒像、釋迦多寶像、思惟太子像、觀世音像、雙菩薩像等。多數保存有較好的彩繪和貼金痕跡，充分顯示了北朝晚期鄴城作為中原北方地區佛學中心和佛教藝術中心的歷史地位。

　　這批造像時代跨越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隋和唐代，題記有北魏、東魏、北齊及隋、唐各時期紀年，時代前后銜接、造像特征明顯，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以鄴城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區佛教造像類型和題材，提供了可靠標本，對研究中國北方地區佛教造像的發展演變歷史具有標志性意義。

　　中新社記者：作為鄴城考古博物館“鎮館之寶”之一，北魏譚副造像是怎樣的文物？它為何地位如此之高？

　　何利群：“譚副造釋迦像”殘高1.28米，主尊高77.7厘米，青石材質，是一尊一佛二菩薩背屏式造像，通體彩繪貼金。它由數十件碎塊拼接綴合而成，是鄴城地區出土時代最早的北魏造像之一，也是其中形體較大的一件。

　　主尊釋迦牟尼身著通肩大衣，站在蓮花座上。脅侍菩薩站在力士和護法獅子承托的蓮花座上，具有鮮明的異域特征。造像背面的雕刻也十分細膩。下半部分有題記，字體是典型的魏碑體，記錄了造像背景以及對國泰民安的祈愿。上半部分線刻帝釋天、大梵天王、難陀與跋難陀龍王、伎樂天等護法諸天，還有多位供養人形象，包括造像者譚副的父母、譚副夫妻和子女等。世俗裝的供養人身穿交領窄袖、垂裙皂帽的鮮卑服飾，可以推測這尊造像是北魏孝文帝實施太和改制，模仿南朝全面實行漢化改革前后雕造的。

　　結合主尊體型、袈裟樣式、雕刻手法及菩薩、飛天和背屏上的彌勒說法圖像、供養人服飾、裝飾圖案等因素，對比5世紀中期的北魏石窟及墓葬出土材料，可以確認其雕造時代當為公元5世紀后半段的北魏皇興至太和年間。

　　譚副造像工藝精湛、造型精美、色彩絢麗，圖像題材種類多樣，發愿題記內容豐富，時代特征顯著，是研究北魏中后期佛教崇拜理念、圖像樣式、造型藝術乃至古代建筑及裝飾的重要資料，對探討公元5世紀中后期中原北方地區佛教造像的發展和演變具有重要意義。

　　中新社記者：北魏譚副造像為何有犍陀羅遺風？當時的北魏與犍陀羅藝術有著怎樣的聯系？

　　何利群：古代犍陀羅國現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區，曾是古印度十六國之一。犍陀羅地區是絲綢之路最大的交通驛站之一，犍陀羅造像風格自十六國以來就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本土，北魏時期在中原北方地區廣為流傳。云岡石窟的曇曜五窟及稍后開鑿的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造像，均有強烈的犍陀羅造像因素。譚副造像的主尊體格健碩，頤肩細腰，身著覆肩式的通肩袈裟，右手施無畏印，與云岡第20窟左壁立佛的姿勢和袈裟樣式完全相同，具有明顯的犍陀羅藝術特征。

　　譚副造像內容題材內涵豐富，像主譚副為發干縣(位于今山東聊城)人，時屬相州陽平郡，為鄴下人士。主尊樣式上承古河北地區傳統，彌勒及護法諸天具有強烈的西域和河西佛教因素，建筑式樣融合中印古代塔、殿的特點，供養人的服飾則反映了北方鮮卑游牧民族的特色。

　　可見，譚副造像的總體風格是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統一中原北方地區，匯聚東西方文化因素后出現的造像樣式。主尊的犍陀羅特征、菩薩的河西地域風格、彌勒菩薩兜率天宮說法圖的龜茲文化因素等，都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地區。造像既有犍陀羅遺風，又有傳入中國北方地區后本地化的創新痕跡，充分體現了公元5世紀中后期東西文明交流、南北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碰撞的特點。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鄴城佛造像佐證了中古時期東西文化交流的繁盛？

　　何利群：鄴城地處南北交通要道，歷史上也是東西文化交流通道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尤其東漢以來，陸續移居鄴城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越來越多，他們在鄴城形成了參與民族數量眾多、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一次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大融合。鄴城成為當時文化碰撞、民族融合的交匯點，也是公元3至6世紀中原北方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

　　鄴城佛造像是東西文明交流、南北民族融合的有力佐證，其造像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堪稱“承上啟下”，既繼承北魏以來的傳統，又開啟隋唐以后的新局。

　　鄴城北魏中后期造像是公元5世紀中期平城佛教高度發展、云岡模式形成后，融匯東西方文化因素形成的造像樣式。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模仿南朝全面實行漢化政策，具有南朝士大夫服飾特征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像”式造型極度流行，這是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例證。

　　至公元550年，北齊建立后，由于統治階層具有鮮卑化和西胡化的政治取向，鄴城造像一改北魏至東魏流行的漢化傳統，大量出現印度笈多王朝流行的通肩式、袒右式袈裟，這種風格由于服飾輕軟，衣裙質薄透體，少雕飾或不雕飾衣褶，被后世譽為“曹衣出水”。

　　可見，絲綢之路既是一條交通路線、商貿路線，同時又是一條文化交流路線，它已成為文化交流交融交匯的代名詞。隨著絲綢之路的延伸、繁榮，中古時期的鄴城在政治制度、都城規劃、文化藝術、建筑雕塑等方面不僅同西域地區存在廣泛交流，同時對東方的日本、朝鮮半島也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完)

　　受訪者簡介：

　　何利群，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石窟寺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副研究員，兼任鄴城考古隊負責人，中國考古學會宗教考古專業委員會秘書長。長期負責鄴城遺址考古發掘工作，先后參與和主持鄴南城趙彭城東魏北齊佛教寺院、南水北調北朝墓群、南營十六國窯址、曹村北朝窯址、北吳莊佛教造像埋藏坑、核桃園北齊大莊嚴寺、鄴南城宮城區遺址等發掘工作。

　　 曾任美國代頓自然歷史博物館、德國海德堡大學、海德堡學術院訪問學者，日本東北學院大學、香港珠海學院客座教授。研究方向為漢唐都城考古、宗教考古及東亞藝術史，主要成果有《北朝至隋唐時期佛教寺院的考古學研究》《從北吳莊佛像埋藏坑論鄴城造像的發展階段與“鄴城模式”》《鄴城遺址出土北魏譚副造像圖像考釋》《東亞地區早期佛教寺院布局及演變》《鄴城北吳莊出土佛教造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