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22日電 題：西方世界如何看待儒家“孝觀”？

　　——專訪英國青年漢學家寇哲明

　　作者 陶思遠

　　農歷九月初九(10月23日)將迎來中國傳統節日——重陽節。“九”在中國文化中有長久長壽之意，寄托著人們對健康長壽的祝福，因此中國自古就有飲宴祈壽之俗。2012年12月28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明確規定，每年農歷九月初九為老年節，不但賦予了重陽節新的時代意義，也進一步促進了中華敬老傳統、孝道文化的傳承。

　　儒家思想是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結晶，對當代世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儒家思想認為，“忠、孝、友、悌”是為人的基本道德準則。兩千多年來，“孝”作為一種獨立而深沉，不可取代也不能解除的原生關系，逐漸構成了海內外華人的文化認同、民族記憶，已成為中國社會運行的內在邏輯之一。究竟何為儒家“孝觀”？西方視角如何看待它？這種觀念有何現實意義？華僑大學(廈門)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中國哲學副教授、英國青年漢學家寇哲明(Benjamin Coles)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通過比較哲學的視角，解析中西方對儒家“孝”的不同理解，以及儒家思想的當代價值。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你的中文名字叫寇哲明，是否源于你對中國哲學思想的偏愛？在學習中西方哲學過程中，你發現了哪些共通和不同之處？

　　寇哲明：來中國之前，我在英國讀西方哲學。2005年，我得到來中國學習的機會。初來北京，我在王府井外文書店里第一次讀到有關中國古代思想的書籍，我發現其中很多概念和我認知中的西方哲學能產生共鳴。這相當有趣，而在此之前，我對古代中國一無所知。于是，我買了很多書，開始學習古代中國的哲學思想，并在學習過程中，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最后干脆決定留在中國讀哲學博士。為此，我開始學中文，而后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師從知名哲學教授溫海明。也是他，給我取了“哲明”這個中文名字，他期待我在比較哲學領域，做個“明白人”。今年6月底，我在世界漢學家理事會大會上結識了更多比較哲學領域的漢學家，前輩們給了我開闊的學術思路，讓我離“明白人”這個目標又近了一步。

　　學習比較哲學后，我發現，在基督時代來臨之前，中西方文化差異沒那么大，甚至思想上有很多共通之處。比如在社會結構方面，儒家思想強調“家”的概念，古羅馬也非常注重“家族”意識，羅馬大家族中有很多類似“家廟”的祭祖場所，和古代中國極為相似。

　　但從哲學視角看，中西方從意識源頭上又有很大不同。在我看來，西方哲學起源于對自然和世界的探索，所以有一種說法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是從好奇開始的”。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立足于社會問題，雖然一部分中國古代思想家也在研究宇宙論、陰陽學，但中國先哲們的核心出發點不是這些，而是如何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近年來，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雖然希臘哲學之源是對自然世界的探究，但實際上，他們的求索和認識也反映了社會問題，比如怎樣建立“正確的”秩序。這就又回到我之前提到的，基督時代來臨前，中西方思想差異不大。雖然彼此相隔萬里，生活環境不同，但早期人類擁有共同的好奇和追求。他們在思考同樣的問題，只是回答的方式不同。

　　中新社記者：在中國學習哲學后，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你的學術主攻方向之一。你在部分作品中提到儒家“孝觀”，在你看來，儒家“孝觀”對中國人來說是怎樣的存在？

　　寇哲明：坦白說，很多西方人對儒家思想存有偏見，認為它陳舊保守。事實上，儒家孝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經歷了漫長的發展，其思想體系內部對“孝”的理解是不斷演替的。儒家思想精髓在于構建理想社會，但它并不強迫每個人必須服從所有社會“規則”。從歷史縱向看，因為儒家思想內核非常尊重個人感受和個人反思，所以早期儒家“孝觀”不是保守的盲從，也不是盲目遵循父母的一切意愿。儒家先賢更鼓勵人們自我反思，從內在發現問題后約束言行，從而實現“和諧”的構建。他們認為，“孝”應該是天性自然的表現，是對家庭情懷的表達。但漢代以后，社會制度發生改變，制度層面開始推崇“二十四孝”里的一些故事，“孝”成為一種社會要求，漸漸出現了“盲從孝順”的傾向。直到魏晉時期，當時社會又開始追思和反思漢代“孝觀”，而后又回歸到“自然天性”的解讀上。

　　從歷史的橫向看，在“孝”的認知上，先秦大儒中，孔孟推崇“自然本性的表達”，荀子則強調制度與禮法會逐漸改變人的思想。也就是說，社會對“孝”的要求會逐漸成為人的行為習慣，人們會慢慢從內心接受“孝”就是“應該做的事”，是生存法則……可見，中國人對“孝”的認知，各個歷史時期也不一樣，即便在儒家體系內部，也出現了不同的看法，所以“孝觀”究竟是怎樣的存在，不可一概而論。

　　中新社記者：西方社會也有“孝”的觀念嗎？西方世界如何看待儒家“孝觀”？

　　寇哲明：孔子認為，孝是為人之本。《論語》開篇《學而》中就提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孩子跟父母之間的關系會直接影響到他后來社會生活中在倫理、道德方面的表現。大部分西方人可能會認可這樣的觀點，即和父母建立健康的關系、發自內心地敬重親人，對孩子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事實上，西方社會也一直有類似的“孝觀”。除羅馬的“家族觀念”外，還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在儒家思想誕生兩千多年后，英國社會出現了所謂的“孝”現象。在19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每個家庭都家教甚嚴，社會主流價值觀認為孩子就應該無條件聽從父母，不需要太多自我表達，甚至也出現了“棍棒底下出孝子”這樣的說法。

　　然而，“孝”在西方始終不是傳統思想的核心，英文里甚至沒有“孝”這個詞。我們常將“孝”翻譯為“filial piety”，但這個詞組跟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孝”仍有很大區別。“filial”是拉丁文，一個純粹的形容家庭關系的詞。而“piety”的本意是“虔誠”，且是一種對宗教信仰的虔誠，兩個詞放在一起的直接含義就是“對家庭的虔誠”。這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西方世界對儒家“孝觀”的理解。因此直到今天，學界對將“孝”譯為“filial piety”都有很大爭議。很多人并不這樣理解“孝觀”，因為儒家思想里的“孝”沒有一絲西方的宗教意義。“filial piety”這個從西方宗教里衍生的詞匯，卻試圖用來解釋中國家庭觀念，這聽起來的確不太準確。美國著名漢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將“孝”譯為“family reverence”，盡量避免“虔誠”這種過于沉重的意味，畢竟“孝”是天性自然，而不是社會義務，“reverence”更強調這種內心的情感，但很遺憾，這個詞也有宗教意義。所以至今我們也沒有一個被廣為認可的英文單詞能直譯儒家思想中的“孝”。

　　中新社記者：隨著社會的演變，經歷了千年發展傳承的儒家“孝觀”，乃至儒家思想是否仍具當代價值？它對當代中國社會有何影響？

　　寇哲明：“儒家孝觀”的當代價值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與漢代以后的制度化“孝觀”相比，先秦時代的儒家“孝觀”對當代社會影響深遠。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繁衍就是人們履行社會角色的責任和義務。但今天的人在決定是否繁衍子嗣時，更多的是遵從內心的感受、審視生活的現狀，而不是單純為了家族的繁衍需求、滿足父母的期待生孩子。在他們看來，“孝”就是對父母情感的天然流露，他們會陪父母過節，帶父母旅行，但“孝”不是通過“生孩子”這個“硬性規定”來實現的，更無需刻意雕琢。

　　除了“孝”，儒家還有很多思想理念極具當代價值，比如“仁”，這是我從儒家經典中獲取的第一核心。今天仍有許多中國人奉此理念為最高行為準則。如果有一天，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秉持這樣的道德情懷，世界將溫暖許多。(完)

　　(北京語言大學世界漢學中心為本文提供了學術支持)

　　受訪者簡介：

　　寇哲明(Benjamin Coles)，英國青年漢學家，華僑大學(廈門)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中國哲學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中國哲學博士，諾丁漢大學哲學學士。主要研究領域為魏晉玄學、道家思想、儒學、中西比較哲學、現代歐洲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