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8日電 題：方漢奇——百年中國新聞史守望者

　　作者 徐雪瑩 安英昭

　　方漢奇先生最近一次進入公眾視野，是壬寅新年(2022年)前夕，和臺灣新聞學泰斗李瞻先生“云端”拜年，相期以茶。

　　身為新中國資歷最深、教齡最長的新聞史學家，從27歲到97歲，方漢奇專注的目光，一以貫之投向中國新聞史的求證與書寫。

　　日前，這位滿頭鶴發依舊神采奕奕的長者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按響門鈴幾秒后，一位身穿平整白襯衫、灰色西褲的老人出現在門口。除有時需附耳高聲對話外，幾乎難以讓人同其短信中“我已耄耋”相聯系。他仍保有每日讀報的習慣，關注著中國新聞史學界最新動態。談起新聞史往事，信手拈來，如數家珍。

　　走入方漢奇家中，書籍的馨香游離在每個房間。約30平方米的書房三面環書，墻上、書架上陳列著往日和梁漱溟、金庸等大家的合影。落地至天花板的特制書架分里外兩層，說是藏書萬冊也毫不夸張。一架望遠鏡，一把折疊梯，供房屋主人調遣書架上的千軍萬馬。

　　“你們如果早幾個月來，我還可以拿些新聞傳播的書，跟你們說道說道。”方漢奇對中新社記者說。

　　去年10月，方漢奇將所藏3045本新聞傳播學科相關圖書，盡數捐贈給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這些書，由方漢奇一本一本挑選整理出來，收藏時間跨度從1959年到2021年，亦是新中國新聞史發展的寫照。

　　中國新聞史的“第一幅地圖”

　　“50年代做教學工作，主要的任務是教材建設。”1953年，方漢奇來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教學。講新聞史的課是必修課，卻“沒米下鍋”。

　　中國新聞教育，始于1920年上海圣約翰大學設立的報學系，初期對美國、日本經驗多有學習。“西方當然它有它的渠道，它有它的模式，它有它的客觀條件和要求。舊中國的辦學參考西方的，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體制不一樣，只能作為參考借鑒，不一定全部移植。”方漢奇說，“重要歷史信息資料，特別是共產黨新聞事業，是教學的主要方面，必須加強投入，加強搜集。”

　　當時，全國大學中教中國新聞史的，只有曹亨聞和方漢奇兩人。全國新聞史教學，基本依賴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等為文本，但內容遠不夠豐富。

　　為講好課，方漢奇5年讀了2000多本書。大體上以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為主線，到各地圖書館、檔案館查看報刊原件。“年年都忙著，特別是節假日。寒暑假到上海、揚州跑書店，要不就到校圖書館去借。”方漢奇說。

　　“一個禮拜要上兩個鐘頭的課，你得有材料，你得有說道。結果，我只好從秦皇漢武說起，說了兩個多禮拜了才說到漢朝，然后再過兩禮拜才到宋朝——戲臺上管這叫‘馬后’——底下那頭角兒還沒來，臺上演員就開始慢動作，把戲拖著唱。當時上課就這樣。”

　　直到1954年，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班組織丁樹奇、李龍牧、黃河、劉愛芝四位專家合作編寫了一部《現代革命報刊史講義》，早期“等米下鍋”的狀況才得以改善。

　　1984年，方漢奇成為中國第一批新聞學博導之一。1989年，和寧樹藩、陳業劭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新聞史學會，如今成為新聞傳播學領域唯一的全國一級學術團體。1997年，在方漢奇、丁淦林、趙玉明等人的努力下，新聞學從中文系中國語言文學專業下的二級學科提升為一級學科，定名新聞傳播學。

　　探秘、考證，追溯歷史定格的切片，方漢奇如同歷史的記者，和眾多學人一步步拼織起中國新聞事業史全景。其撰寫或主編書目，從斷代史鋪展至通史、編年史。其著作《中國近代報刊史》《中國新聞事業簡史》、所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中國新聞傳播史》等，影響了幾代學人。

　　“這些基礎性研究對于后來的研究者是功德無量的，就像第一幅地圖，標記了重要的礦產、河流所在位置。”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王潤澤評價。

　　“不是新聞專業，我不報”

　　1926年12月27日，方漢奇生于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潮州會館，祖上是廣東普寧人。外曾祖父林啟，是浙江大學前身求是書院的創辦者。外祖父林松堅，曾和魯迅做過教育部同事。或許和敬慕漢代史學家司馬遷有關，祖父方云石為孫兒取名“漢遷”，后因諧音“漢奸”常引同學戲謔，外祖父遂為其更名“漢奇”。

　　高中時，方漢奇喜歡上了集報，向往成為“相機身上掛，足跡遍天下”的記者。高考填志愿，“不是新聞專業，我不報”。

　　1946年，全國開設新聞系的學校就五六個。最終，方漢奇考取今蘇州大學前身——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四年大學，沒回過一次家，父親提供不起蘇州往返汕頭的路費。

　　“這個時間段，我學的是新聞，我喜歡的是新聞史，我注意關注的是報紙，舊報舊紙。”就讀期間，他的史學才趣初步顯現，根據個人收藏的千余份小報，撰寫發表了首篇學術論文《中國早期的小報》。

　　畢業后，由于家庭出身，他未能如愿當上記者，而成為上海新聞圖書館研究館員。1953年，被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羅列“挖”去教新聞史。五年后，隨北大新聞專業整建制并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他的新聞史公開課甫一開場，連窗臺上都擠滿了學生。講梁啟超，隨口即可背出一篇千字政論，一邊背誦，一邊踱步；講到某歷史人物或事件，與此相關的正史、野史、人物、掌故，信手拈來，出口成章，“就像劉寶瑞說單口相聲”。

　　“他對學生在學習研究上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包括我們要看什么書、寫什么讀書報告、寫多長時間……”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程曼麗告訴記者，“但同時，他也特別關心學生，讓師母熬粥，他給生病的學生送去；還替學生介紹對象……”1997年，程曼麗應邀訪問臺灣，一封來自方漢奇的親筆賀信輾轉香港，成為她在臺灣度過的生日里最溫暖的驚喜——原是導師提前備下，委托同行的涂光晉教授一路攜行，在生日當天念給她聽。

　　如今，方漢奇成為新中國資歷最深、教齡最長的新聞史學家之一，迄今培養了50多位博士生。其學生多已成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學校新聞學院的中堅力量。

　　冷板凳上“打深井”

　　2023年6月17日，《<大公報>全史(1902-1949)》首發。該研究被稱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個案史的重要成就”“‘打深井’的樣本和標桿”。

　　這三卷書，在方漢奇的書房里也有一套。

　　通史研究，前人之述備矣。“打深井”、多做個案研究的方法，方漢奇一以貫之、頗為提倡。這意味著要達到前人未至的深度，要重視報刊原件、新解密的檔案資料和口述歷史的搜集整理工作。

　　早在1985年，方漢奇就在文章《新聞史是歷史的科學》中強調“一手資料”的重要性。當時的中國新聞史研究，一度存在“以論帶史”甚至“以論代史”的問題。

　　“史論結合，沒史怎么論呢？有的放矢，實事求是，得有個‘事’才能求到那個‘是’吧？所以，客觀存在的媒體是第一性的，對它進行研究是第二性的。這方面，是一個本和末的關系。”在上海新聞圖書館工作三年間，方漢奇讀完了館里出版78年的27000多份《申報》。寫文章，他一般都從原件入手。

　　歷史人物，聚訟紛紜，褒貶評說，頗多歧義。獲得大量原始資料，才不會誤判研究對象。過去，史學家們一度認為胡政之是采訪巴黎和會唯一的中國記者。但當《胡政之文集》2007年出版后，新材料推翻了舊說法。方漢奇遂在《誰采訪了巴黎和會？》一文中更正指出：有關巴黎和會進展情況的信息，是通過幾個傳者的群體，協作完成的。

　　“西方國家說《每日紀事》報羅馬時代就有，拿證據來——沒有證據。中國唐代有進奏院狀，宋代有‘小報’，明代有報紙原件，不斷有新的發現……原件最有說服力，比據說什么、聽說什么要強得多了。”方漢奇說。

　　為全面了解邵飄萍，方漢奇曾前往北京、上海、無錫等地專程拜訪其妻子、兒女，四次走訪羅章龍，專門請教薩空了。還曾用20倍的放大鏡觀察邵飄萍在日本的照片，記錄下架上書刊171冊，可見書名16種。

　　考證中國早期報紙始見于唐代，為《大公報》摘掉“小罵大幫忙”的帽子，確認邵飄萍中共黨員身份……如此這般，遍讀文獻，尋訪人證，去蕪存精，抽絲剝繭，成為方漢奇年復一年的治史日常。

　　做卡片，是他做學問的一個基本程序。所有看的材料、寫的文章、引文根據，都要做成卡片。以圖書館卡片為樣式，標題點名性質，正文下接出處，一般按照人物、事件、某一方面的類型集中來寫。卡片的原則，寫一面，不寫兩面，擺在桌面上可以綜合分析。他把這項方法也教給學生。在他的影響下，其學生程曼麗制作的學術卡片塞滿了三四個大抽屜。

　　“實際上，我寫的書里那些統計數字、那些引文都是平常做卡片積累的。哪記得住？記不住。但是一做了卡片，它一輩子為你服務。”半個多世紀以來，方漢奇寫滿10萬張學術卡片，巴掌大小的卡片上密密麻麻摘錄了各種學術資料。

　　“你回頭去試試看，肯定有好處。”采訪期間，方漢奇四次提醒記者回頭也試試做卡片，“教我做卡片的也是老報人。曹聚仁，他是用來做新聞工作，做記者用的。”

　　“感興趣是新聞人的基因”

　　雖然2004年就辦理了退休手續，但方漢奇始終沒歇著，70歲學電腦，80多歲開微博，年近90歲用微信。家中電腦上，“卡片”身影猶存：在1TB容量的硬盤里，有條不紊地陳列著各類新聞史資料，一個個文件夾全部按內容、地區等分門別類。

　　電腦斜上方那面墻上，掛著國學大師梁漱溟贈予他的題詞：“何思何慮，至大至剛。”

　　如今，97歲的方漢奇獨居在北京。兒女在國外，和父親保持微信聯系。妻子曉芙去世后，方漢奇不愿找一個住家的保姆，怕保姆無聊時會看電視，影響他工作。家中請了定時送飯的鐘點工。

　　2017年，方漢奇獲得第六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100萬元人民幣獎金，他決定全部捐給中國新聞史學會。轉賬時，銀行工作人員誤以為這位白發老人遭遇詐騙，差點報警，成為“冬日里最暖心的烏龍”。

　　除了最大的花銷買書，方漢奇節儉了一輩子。書房的皮沙發上，仍貼著一張“羚銳制藥”牌“補丁”。不同于給來客準備的精致茶具，其個人“專用”茶杯，是極為常見的老式成套蘭花玻璃杯中的一只，杯壁早已不再透亮。據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昌鳳回憶，師母在的時候，連開燈都有講究，規定幾點之后才能開。

　　書齋之外，方漢奇是“行萬里路”的踐行者。其淵博的學識，大部分得之于書山文海，一部分則取諸山南海北。

　　茶幾上，緊密排布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品：意大利比薩斜塔、西班牙圣家堂……都是他本人去過的地方。除了西藏，他去過中國其他所有省份。

　　“我喜歡旅行，就剩西藏沒去過，希望有機會去一趟西藏。現在鐵路修到林芝了，離這邊內地已經不遠了。”在方漢奇看來，旅行能提升對人文社會、對歷史的了解，是很好的積累。行前他會提前看檔案材料，到了現場遂能游刃有余。

　　音樂和體育，也在其興趣之列。他喜歡京劇，演過話劇，指揮過合唱，閑暇時彈彈鋼琴，曾是人大新聞系乒乓球代表隊的“絕對主力”……

　　談起對新聞學子的期望，方漢奇脫口而出：

　　“學新聞，就應該是對所有的事情都感興趣，凡是新鮮的事兒你都感興趣。當然，搞新聞史還得對歷史感興趣，要多做這方面的積累。特別是做教學科研，需要積累做卡片。反正我是屬于那種類型的，對所有的新事物都感興趣，所有好玩的事都感興趣。”

　　“所有人類感興趣的我都感興趣。這個就是學新聞的人的一個基因。我考試我就報新聞系，別的系都不報。當然也有淵源。我從收集報紙開始，因此對新聞系感興趣，對新聞史感興趣，然后如此這般活到現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