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1日電 題：人類何以從文明起源的“共性”，走向前途命運的“共建”？

　　作者 索羅寧 俄羅斯漢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教授

　　文明多元性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是兩個抽象的概念，但二者所蘊含的實質內容，均有著相對應客觀存在的現象作為支撐。

　　所謂“多元性”是由于不同民族的歷史、地理、語言之不同而形成的。所謂“共同體”乃是基于人類統一起源，代表人類共同追求和期望等。文明多元性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雖是現代的說法，但人類思想自古以來都存在著類似的想法。哲學、宗教、文學等領域承認人類內部差異的同時，同樣強調人類命運的共同性，也強調人類的共同命運。

　　文明不可獨立盛興

　　作為研究中古史和中亞的學者，我很早就開始關注不同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普遍性。這就是說，從來沒有一個文明是完全獨立盛興起來的，甚至最“隔離”的古代文明如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以及“隔離”的語言如古西伯利亞羯語中，都可以發現與其他文明互動交接痕跡。甚至在基本沒有借詞的梵文詞匯中也有小部分的外來詞。有時因為我們的知識有限，我們仍無法從科學角度正確處理這些痕跡，但其客觀存在是無疑問的。

　　應該提出的是，文化交流的范圍包含人類生活各種不同方面。部分學者認為吐火羅語中與“建筑”有關的詞匯均來自古漢語，同時古漢語中與“馬”相關的說法可能來自某種印歐語。所以無論從語言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來看，都可以發現豐富的文化交流痕跡。文化、語言等交流引起文明之間的交融，甚至導致了圓融文化的形成。圓融文化可見于東方和西方文明歷史上，其中公元前地中海地區希臘風格(Hellenistic)文化就包含了希臘、埃及、敘利亞等的融合。中華文化在境外的傳播，使得周邊不同民族大量吸收了中華文明的內容，也就是引起圓融文化的盛興。

　　圓融文化盛興的主要原因在于人類的共同體。不同民族雖然有其特色和差異，但基本來源是一致的，也是共同的。人類的祖先是共同的，并且部分學者認為世界所有語言均是從某種“世界語”產生出來的。“世界語”并不是某種最早的或唯一的語言，是所有存在語言的祖先語言而已，其他上古語言則消失無蹤。就因為存在如此共同的基礎，人類不同成分才能夠相互理解，發展共同的語言，人類之間的交流是無障礙的。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我們的不同語言基于共同原則，我們才可以學外語，可以旅游，看懂國外電影、欣賞表演和聽音樂。

殷墟甲骨文。圖/視覺中國

　　“多”與“一”

　　從以上內容可見人類的共同性。傳統中國哲學早已體會此道理。可見儒家“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的觀點是正確的，也就是代表這個道理。“人之初”的說法不限于個別民族，具有普遍性含義。“性相近”代表共同體，“習相遠”代表文化的多元性。“性”是先天的，“習”代表文化，是屬于“后天”的范圍。這樣可見，“共同性”導致人類的“共同命運”，而人們所學的不同內容界定人類文化的“多元性”。

　　可見，就是因為有共同體才能有多樣性。同樣，漢傳佛教比較早就有“非一非異”的說法，其實也代表類似概念。其內容與“多元”和“共同”頗為接近：各種不同現象雖然有其獨特價值，值得我們尊重、學習和研究(即是“非一”)，我們也得承認其核心內涵不互相否定(即是“非異”)。也可以說，表面上森羅萬象，一個毛孔里也能包容琳瑯滿目的實物。漢傳佛教所謂“開種種之門，方便雖陳于萬法。入圓圓之海，旨趣皆歸于一乘”的說法屬于宗教意義，實際上代表人類的共同期望和追求，其實現途徑可以是不同的。這些不同途徑的會合才是“圓融”的意思，即“多元性”文明之間的交融才是人類共同愿望的實現。

(合成圖片)圖/視覺中國

　　“多元性”以“多”字為主，“共同命運”可以總結為“一”字。我們從傳統中國思想可以知道，無論是“多”、還是“一”并非是絕對意義的范疇。相反，只有“多”才能有“一”，“多”也是由許多“一”組成的。如此，中國傳統思想中“一即多，多即一”的理論，早已反映于“多元性”和“共同命運”的內容之中了。“一”有其具體價值和意義，但不否定許多“一”的共同“理”；共同“理”也支持個別“一”的獨特價值，即是所謂“事事無礙”。

　　我們需要盡早體會這些思想，并以之為人類互動交流的指南和基礎。古人早已了解這些道理，我們也得學其之道。

　　在人類文化中，自古以來都有共建命運的前提。文化傳統一貫古今，即是古代的內容值得我們現在了解和學習。人類的共同起源即是“共性”，代表了我們“共建”的前途。“尊重”即代表我們“共建”的過程、和諧圓融的形態。古人能為之，我們基于文化傳承之不斷性，也能為之。(完)

　　作者簡介：

　　索羅寧，1969年生人，俄羅斯國立圣彼得堡大學博士畢業，曾任圣彼得堡大學、臺灣輔仁大學、臺灣佛光大學等學校教職員。2010年任美國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員，2013年迄今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西夏研究，宗教歷史研究，語言學，文獻學等。共在國內外不同頂級期刊發表數篇文章。專著有《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大鵬展翅：藏傳新舊密咒在西夏傳播》，Santideva's Bodhicarayavatara in Tangut Translatio (與荒川慎太郎共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