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7月17日電 題：如何讓中華古譜詩詞在海內外“入耳入心”？

　　——專訪上海音樂學院研究員楊賽

　　作者 李鵬 樊中華

　　近年來，中華古譜詩詞在海內外迎來“復興”。在民族或西洋樂器伴奏下，以“古調今聲”演唱的中華古譜詩詞“意外”引發了聽眾跨越時間、地域、民族的熱愛與共鳴。

　　作為中國傳統音樂的核心，古譜詩詞蘊含了怎樣的中華文化特質？今天又可如何以“歌”為媒，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中新社“東西問”日前專訪上海音樂學院研究員楊賽，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華古譜詩詞緣起于何時？在幾千年朝代更迭中，怎樣體現出傳承性和不同特色？

　　楊賽：中華古譜詩詞自上古以來，至清代，傳承數千年，雖多經劫難，文脈樂韻卻保留至今。

　　中國音樂的起源比文字要早得多，甚至可視為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早期音樂包括樂舞和樂歌。相傳黃帝作《云門》《大卷》《咸池》，創建了中華禮樂文明體系。那時語言尚不發達，樂舞被用于祭祀中表現先王的功德和施政之道。顓頊作《承云》，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到周之《大武》，都有文化傳承與認同的功能。

　　樂歌興起于文字被發明后，商代取得巨大發展，到周代集大成，集錄為樂歌集《詩經》。周以樂歌化性、化俗，樹立“平和中正”的核心價值觀，以鞏固其統治。

　　《楚辭》早期樂譜已失傳。現《琴曲集成》收入《離騷》《澤畔吟》《滄浪歌》等減字譜18首，乃后世重譜之作。

　　漢武帝重興樂府，漢樂府廣采秦、楚、趙、代、齊等地民歌，同時大量西域曲譜傳入，俗樂與胡樂融合共鳴，實現了從周雅樂到漢俗樂的轉型，形成了新的禮儀文化樂曲體系和新的音樂審美。

　　唐代建立大型音樂機構唐教坊，既傳唱漢樂府，也譜新曲。唐五代以后的詩譜、詞譜保存甚多。

　　清代，詞樂譜受到重視。康熙命人編纂《御制詞譜》40卷，但無樂譜。乾隆命人編成《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共82卷，收錄曲目4466首，其中歌詩譜177首，集中國千年傳統音樂曲譜之大成。道光時期，謝元淮在《御定詞譜》《御定歷代詩余》《南北九宮曲譜》基礎上詳加參訂，編成《碎金詞譜》14卷和《碎金續譜》6卷。前者被認為具有昆曲風格，是元明以來南北曲音樂發展的結果。

　　此外，明代末年流傳到日本的《魏氏樂譜》6卷中收入歌詩242首，包括上古歌謠、《詩經》樂譜、漢魏晉南北朝樂府譜、隋唐五代及宋元明詩詞樂譜等。其譜為工尺譜，為中國古代音樂的研究提供了極珍貴的文獻。

　　由此，約有一千余首詩詞的曲譜流傳至今。

　　中新社記者：將詩詞依古譜唱出，與單純吟誦比較，在內容、情感的體現與感知上有何不同？

　　楊賽：中國傳統的文學與音樂本是一體，詩詞講格律，音樂講旋律，二者結合才能精準表達出漢語言的語感。古譜詩詞演唱時，表演者進入詩詞角色，沉浸在詩詞設定的時空和情節里，漸次打開視、聽、味、觸和嗅覺，代角色出聲。工尺譜標明調體，中分句讀，左列平仄，右列工尺，非常明確地記載了音高和節奏。而角色、性格、音色、音強、徐疾、虛實及時空則要根據詞義來選擇，以準確生動地傳遞內涵，這是極高的音樂藝術。

　　古譜詩詞的歌者要通盤考慮歌者、樂者、作者、言者(角色)、聽者的關系，不能局限于一人、一事、一詞，還要對自然、社會、人生有整體感悟，從情感、語感、樂感、美感四個方面構建起表演藝術體系。

　　中華古譜詩詞是由字、詞、語組、句子、片和篇組成的。歌者不僅要咬準字音，還要把字義和表達語氣、情緒的虛詞交待清楚。歌詩基本不標注速度和斷音、連音，詞是歌詩最基本的語音單位，詞組之間的時值關系是由讀、句、韻決定的，韻既是字音押韻，也是詞義和審美上的韻味，歌者要自覺轉換成言者，融入歌詩中角色的性別、性格、情感，置身于歌詩的情節與情境中，咬字歸音、依韻行腔、以情帶聲、抑揚頓挫、長短錯落、本色當行地表演，形成中國的聽覺審美。

　　以李煜的《虞美人·感舊》為例。一是要非常貼合詞的情感，真切了解當時的時間、地點、景象、情緒，將李煜的德性表現出來；二是要符合漢語以詞為單位、每個詞都有重輕音的語感，注重平仄與押韻。李煜亡國后，被幽囚汴京小樓，推窗看到春風吹落花滿地，花運如同人運和國運，令人憐惜惋嘆。今日與往昔、地下與天空、皇帝與囚徒兩兩對比穿越，充分表現李煜的陰柔性格、抑郁心情及悲憫情懷。中華古譜詩詞將天文、地文、人文緊密結合，充分體現出了人文審美與生命意識。

　　中新社記者：作為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要起源，中華古譜詩詞在今天被譯制、傳唱的重要意義何在？古譜詩詞能否走出中國，在全球引發共鳴？

　　楊賽：古譜詩詞是中國人文傳統的重要載體和中國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中國高雅音樂的高級形態，也是世界音樂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古譜詩詞將漢語言的聲音和意義充分融合，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經過創造性轉化后，定能在世界藝術歌曲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

　　中國歷代統治者在國力鼎盛時期，都會致力于傳承、創作古譜詩詞。古譜詩詞是禮樂教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凝聚民心的重要手段、是文化認同、價值傳承、審美交流的重要憑借。如漢樂府正是漢武帝在通西域后，為中原音樂與西域胡樂“同鳴共奏”而創。唐玄宗鼎盛時期也常舉辦“音樂會”，以漢唐音樂為主，融合少數民族和異邦音樂，表現大樂與天地同和的格局。

　　而今，中華民族正邁向偉大復興，中華古譜詩詞在文化自覺與振興中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近十年來，我們以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東方美谷藝術節等為平臺，舉辦古譜詩詞音樂會，邀請海外孔子學院院長、漢學家參會；十余次應邀至美、加、泰、法、德等國授課、培訓、表演，將古譜詩詞帶到海外。這種交流極大地激活了海外華僑華人的中國傳統文化基因，每次都有大量華僑華人參與并熱烈討論，一次“出海”后，能收到十多個預約邀請。不僅如此，海外巡演時，我們見過能背誦大量唐宋詩詞的小朋友，也見過至今仍能眼含熱淚完整唱出《木蘭辭》的古稀老人，古譜詩詞能產生的凝聚力與向心作用可見一斑。

　　每次海外古譜詩詞音樂會，都有近半數聽眾是外國人，他們通過導賞與字幕了解內容、欣賞音樂，完全沉浸其中。音樂超越語言，具有跨文化交流的特性。中華古譜詩詞所體現出的悲天憫人的情懷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今天仍能在全球引發共鳴。

　　中新社記者：中國古譜有模糊性特征，據傳須經口傳心授方能得其精髓，今天在古譜譯制與傳唱的過程中，怎樣處理這種模糊性，如何揚棄與創新？

　　楊賽：一方面，樂譜和表演之間不是鏡像關系，所有音樂表演時都會根據曲譜進行個性化理解和再創作。工尺譜是中華古譜詩詞較為合適的記譜方式，可傳神地表現詩詞的節奏與旋律，特別適合聲樂表演，用任何中西樂器都可伴奏。如果譯成五線譜、簡譜，反而得不到很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中華古譜詩詞的譜字與詞義確有一定模糊性，是以漢語語感為基礎，以板眼為基本節奏，音域以人聲為主，器聲配合人聲進行即興表演，非常重視表演者的生命體驗與情感體驗。

　　今天古譜詩詞要傳承和發揚，必須唱普通話，用現代樂器，借助現代傳播平臺。一是保留古代漢語的平仄，以體現詞的切分音，形成斷連。而古今漢語的詞義并沒有發生變化，普通話更便于行腔潤腔。二是由于很難找到古代樂器，我們用現代民族樂器和西洋樂器來伴奏。

　　蔡元培先生在上海音樂學院創建之初曾提出，要引進西方音樂，也要整理中國音樂，創造中國的現代音樂。近百年來，我們引進較多，整理較少，結合較難。在當代世界聽覺體系中，“中國聽覺”的份額較少，影響力較弱，存在感不強，這與新時代中國的形象很不匹配。

　　我們正在編寫古譜詩詞大、中、小學教材體系，讓音樂與語文重新結合，將詩樂傳統植入青年一代，以彌補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中的遺憾；我們將古譜詩詞與文旅結合，讓李白、王維、杜甫、白居易、蘇軾等詩人與各地文化地標融合，重構詩意長江、詩意運河、詩意絲路等；我們探索古譜詩詞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用元宇宙還原古譜詩詞的歷史場景；我們提取古譜詩詞中的語言、意象、音樂元素，古今融合，創造性轉化，創作新時代歌曲，創造新時代的“中國聽覺”。(完)

　　受訪者簡介：

　　楊賽，文學博士、上海音樂學院研究員。比利時根特大學藝術哲學博士后、復旦大學文藝學博士后、上海音樂學院藝術學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國音樂文學、中國音樂美學、中國音樂史學和藝術學理論。著有《中國音樂美學原范疇研究》(中、英文版)、《任昉與南朝士風》、《先秦樂制史》、《樂記集校集注》、《中國音樂文學》等，主編、創作《唱響中國夢》《唱響新時代》原創歌曲集50多首，發表論文100多篇，整理傳唱古譜詩詞歌曲1000多首，主編教材《中華古譜詩詞精粹》、《中國歷代樂論選》、《中華古譜詩詞歌曲選》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國家藝術基金、國家出版基金等國家級課題8項，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霍英東教育基金、上海市人才發展資金、上海文化發展基金等省部級課題30多項，獲得省部級創作獎、研究獎、教學獎20多項，培養卓越青年藝術人文創新型人才300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