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蘭州5月5日電 題：元朝治下東西方如何交流？

　　——專訪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部主任、研究員李永平

　　中新社記者 馮志軍

　　在中國歷代王朝中，元代為鞏固遼闊廣大的疆域、促進交流、通達貿易，繼承了古代行之有效的符牌制度并有所創新。元代符牌可通行全國各地及蒙古四大汗國，域跨歐亞大陸，有學者稱之為“國際通行證”。這些符牌流傳至今已極為罕見，目前世界范圍內公開所藏的兩件“鐵質銀字圓牌”中，即有一件是甘肅省博物館“鎮館之寶”。

　　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部主任、研究員李永平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被收藏和展陳的這塊符牌十分珍貴，在名氣上，雖不如同館收藏的絕世孤品銅奔馬名聞遐邇，但其對認知和了解元代符牌制度，八思巴文文體和語言，以及元朝時期東西方人文商貿交流和融合等，均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和研究價值。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甘肅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元代八思巴文銀字符牌是如何被發現的？鑄造和使用的歷史背景又是怎樣的？

　　李永平：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元代八思巴文虎符圓牌(又稱“八思巴文銀字符牌”)保存十分完整，是文物工作者從蘭州廢金屬倉庫中征集所得，后被國家文物局專家組鑒定為國寶級文物。這枚符牌造型設計精巧，紋飾細密流暢，不僅是元朝制定符牌制度的實物證明，也讓我們對元代金屬手工業技術留下深刻印象。

　　該符牌為鐵鉛等合金質地，通高18厘米，徑長11.7厘米，重247克。文字為銀質，兩面鑲嵌凸起的元朝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正體字五行，一正一反，意為：“長生天氣力里，皇帝圣旨，不從者治罪”。這面銀字圓牌虎符，是諸王公為軍情急務遣使者，或朝廷軍政急務遣使所用的信物。

　　元代符牌的種類很多，有金虎符、金符、銀符、海清符和圓形虎符等數種，金虎符為萬戶佩用，銀符為百戶佩用。海清符是圓牌，質地有金、銀、鐵三種，它是元代前期有軍國緊急大事時才能使用的符牌。后來改用圓虎符，有金、銀兩種，其區別在于遇軍情的緩急而有所不同。

　　中新社記者：與歷代王朝的符牌制度相比，作為八思巴文文體和語言載體的這一銀字符牌，如何體現多民族文化、思想、語言等交流和融合？

　　李永平：中國古代并沒有身份證，但卻有兩樣與身份證相似的證件，那就是符牌與傳信。相比較而言，符牌側重于表明身份，傳信側重于準入通行。追溯符牌的歷史，它曾是中國古代朝廷傳達命令、調兵遣將、任命官員、賞賜功臣、通行關隘、表明身份，以及用于各種軍政、經貿、傳驛、查驗等事務的一種憑證信物。

　　符牌在不同時期其名稱和形制及作用亦不盡相同，經過歷代相襲沿用，規制完善，符牌制度也成為中國古代的一項重要典章制度。到了元代，它繼承了前代的符牌制度，但又有所創新，比如文字方面選擇八思巴文，并且賦有“皇帝意志不可抗拒”的自然法權。

　　既然歷朝歷代的各種符牌種類繁多，并在近現代都有出土，為何八思巴文銀字符牌能脫穎而出成為“鎮館之寶”？是因為世界上僅存兩件，并且它是保存最完整的，這就體現了它的珍貴性。

　　元朝建立前后疆域遼闊，民族眾多，語言文字龐雜，政令下達頗有不便，元世祖忽必烈遂命藏傳佛教大師薩迦派喇嘛八思巴重新創制蒙古文字，即后來的“八思巴文”，也稱“蒙古新字”。作為一種基于蒙古文和阿拉伯文相結合的官方密文，它的使用范圍僅限于官方文書和符牌之上。

　　提起八思巴文，就要提及發生在甘肅武威市的著名歷史事件“涼州會盟”(又稱“涼州會談”)。公元1247年，西藏薩迦派宗教領袖薩迦班智達與蒙古汗國皇子、西路軍統帥闊端在武威白塔寺舉行“涼州會談”，并頒發《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西藏從此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作為薩迦班智達的侄子，同行的八思巴亦見證了此次事件。

　　八思巴文創立之后，多是在元朝本土和蒙古四大汗國官方層面流通，統治者并沒有去破壞其他民族的文字、語言或是在民間強制推行。“蒙古鐵騎”在南征北戰過程中也比較尊重各地區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傳統，包括漢字在內的不同民族文字和語言得以保存，并實現了互鑒共榮，客觀上又推動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在元朝廣大的民間社會，通行的仍是漢字。因此，八思巴文僅供元朝官方使用了110年，符牌制度也隨著元朝的覆滅逐漸被廢棄了。

　　中新社記者：元朝以符牌制度為代表的施政方針，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東西方交流，這對于絲綢之路的暢通和東西方交流產生了哪些影響？

　　李永平：在很多人印象里，古絲綢之路在宋金之后就日益凋敝，但這只是相較于海上絲綢之路而言，略顯“黯淡”。事實上，陸上絲綢之路在元代并未衰落，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其歷史存在感不僅沒有降低，反而被發揚光大。

　　據研究表明，八思巴文銀字符牌很可能就出土于甘青兩省境內，加之新中國建立后在新疆伊犁、喀什和庫車等地出土元代青花瓷等持續考古發現，都可以反映出元代絲綢之路的暢通。

　　根據史料記載，元朝雖是“靠馬上征服天下”，但他們實際上非常重視中原地區與西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交流，中央政府不僅通過官方命令去保護往來于絲綢之路上的商人和使團，還專門設置官員和軍隊去保障沿線的交通通暢。

　　彼時，來自西域的大量色目人進入中原地區，接受和學習儒家文化，還成為儒家文化的傳播者。他們通過對儒家文化的熟悉和掌握，有些還進入元朝宮廷任職。大規模的西方商隊和使團也從地中海沿岸到達元朝，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在這一時期較大規模向中原傳入。元朝也多次派出使節到訪過歐洲諸國。

　　這其中，就包括意大利著名商人旅行家馬可·波羅。《馬可·波羅游記》中提到，他在告別元世祖忽必烈，隨使者護送闊闊真公主出嫁伊爾汗國時，元世祖賜予金符牌兩面；當馬可·波羅要從伊爾汗國返回意大利時，闊闊真公主也賜予他金符牌四面。

　　總而言之，在元朝統治時期，東西方之間沿著絲綢之路的交流，可謂融入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盛行的元曲中，從戲劇語言、表演藝術、人物塑造等都有明顯“東西交融”的標簽和印記，而隨著交流的更加廣泛，來自西域的飲食方式和各種調味品也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原地區，進一步豐富了中華飲食文化的餐桌。

　　中新社記者：歷時近千年之后，元代八思巴文銀字符牌留給今人哪些文化思考？其對“一帶一路”建設有哪些借鑒和啟示意義？

　　李永平：元代八思巴文銀字符牌，在暢通東西方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發揮著積極作用。直到如今，在古絲綢之路的黃金地段甘肅河西走廊地區，包括敦煌石窟在內的不少文化遺址內，仍保留了珍貴的元代壁畫和彩塑，以及不少出土文字文物和文獻資料。更難能可貴的是，出現了多種文字的并行呈現，體現出互相包容和平等相處的理念。

　　學史以明智，鑒往而知來。時至今日，“一帶一路”建設也是從歷史中“取經”，通過沿線國家和地區之間互相學習、互相借鑒，從而實現合作共贏。其實，與其他文明和文化的深度交融，是兩千多年來中國對外交往的主旋律，廣泛吸收各民族文明的優秀成果，也是中華文化海納百川的“歷史基因”。(完)

　　受訪者簡介：

　　李永平，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部主任、研究員，甘肅省歷史學會理事，甘肅敦煌學會理事。30多年來，從事研究工作以甘肅出土漢代——魏晉簡牘帛書文獻、甘肅古代歷史文物為主，兼及博物館學、近現代文物。《絲綢之路——大西北遺珍展》《茶馬古道——西南絲綢之路文物展》等的大綱執筆人之一，主持課題《甘肅新出土魏晉十六國文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