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16日電 題：中國如何找到新的人口機遇？

　　——專訪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杜鵬

　　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闞楓

　　今年春節前夕，一組有關中國人口的統計數據引發輿論熱議：截至2022年末，中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這是近61年來中國首次人口負增長。

　　人口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變量，也是影響綜合國力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當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首次迎來人口負增長，中國的人口紅利是否在消失？這個負增長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將帶來哪些影響？在未來的全球人力資源結構中，中國又如何找到新機遇？中新社“中國焦點面對面”邀請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杜鵬進行解讀。

　　訪談實錄摘編如下：

“負增長”后，中國人口紅利仍在

　　中新社記者：“人口負增長”意味著什么？中國會不會就此正式進入“長期人口負增長”周期？

　　杜鵬：人口負增長是指總人口數量開始減少這一標志性轉變，其源于生育率的下降。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總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2.1，2.1也被稱作世代更替水平，即低于更替水平就相當于已經踩下了人口增長的剎車，或早或遲就會出現人口負增長。因此，中國人口負增長起因于30年前，只是到了2022年，直觀的數據才顯示出真正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

　　需要注意的是，2022年中國人口負增長，它還伴隨著出生人口首次少于1000萬這一事件。觀察歷史，1963年中國出生人口接近3000萬，10年前都還在1500萬人以上，2022年降到了956萬。未來的幾十年，中國可能都要處于人口負增長狀態，只是速度快慢問題。

　　中新社記者：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在人口結構中曾獲得哪些好處？“人口紅利”是不是真在消減？

　　杜鵬：我們的人口紅利依然存在。人口紅利是經濟學概念，它不僅取決于人口結構，更關鍵的因素是能不能充分利用人口機會窗口。改革開放前，中國勞動力就非常豐富，但這并不是后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改革開放本身充分釋放了中國人口數量和結構的優勢，這才創造了人口紅利。我們說如今人口紅利依然存在，基于三方面原因：

　　其一，中國勞動力數量仍然非常龐大。到2022年，中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達8.76億，規模依然龐大。

　　其二，中國在從人力資源大國轉向人力資本大國。中國8億多勞動力中，絕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增長到近11年。2022年，中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達1076萬，而中國一年新增就業人口在1300萬人左右，如果實現充分就業，絕大多數新增就業人口都是高教育素質人口。我們的勞動力數量可能在未來一些年出現緩慢下降，但勞動力素質在提高，這給我們充分利用龐大的高素質勞動人口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

　　其三，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體制機制在進一步完善，可以不斷促進勞動力供給和就業需求更好匹配。促進城鎮化過程中，農業剩余勞動力進一步轉移到城鎮，實現了更有效的人力資源配置。

　　因此，必須看到，我們依然有龐大的勞動力隊伍，有更好的勞動力素質結構，有更完善的機制使高素質勞動力更緊密地與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所以人口紅利依然存在。

政策放寬，為何有些年輕人不愿生孩子？

　　中新社記者：去年8月，國家衛健委曾刊文談到，低生育率成為影響中國人口均衡發展的最主要風險。這里的“風險”主要包括哪些？

　　杜鵬：人口負增長后，一方面人口總量特別是勞動力數量在下降，另一方面人口在老齡化，特別是未來十年，中國人口老齡化將呈加速趨勢。

　　“少子”是人口負增長最主要動因，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關注未來幾十年中，生育率能否得到有效提升。這個“提升”不是恢復到一二十年前的狀態，而是首先使它不再進一步下降，同時，使有生育意愿的人們能夠充分實現生育意愿。

　　導致出生人口減少的相關因素，如果我們不能夠在未來5-10年盡快解決，可能人口負增長就會進入加速過程。而從長期來說，雖然人口增長總會進入到一個負增長階段，但我們還是要力爭生育率不出現急劇下降，不出現出生人口數量長期低迷，這樣才有利于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中國不斷調整優化生育政策，釋放生育潛力。那么，政策調整后，出生人口為何不升反降？為什么現在有些年輕人不愿生孩子了？

　　杜鵬：生育率下降背后有多方面因素。第一，社會保障普及后，養老不再僅依靠子女，人們的生育觀念也會隨之受到影響。

　　第二，醫療衛生水平和人民健康水平在提高。如今，全國人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8.2歲，東部地區部分省市已經超過80歲，這也對生育水平產生了影響。人口結構變化以后，年輕的育齡人口在減少，所以在同樣出生率的情況下，每年生育的人數也在減少。

　　第三，男女平等觀念深入人心。中國女性就業率非常高，女性要去平衡生育和職業發展的關系。

　　第四，教育水平在提高。我們常說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趨于下降，這里有觀念的變化。同時，教育時間延長，初婚初育年齡也隨之推遲，職場女性在生育方面付出的代價會更高，這也會導致生育人口數量下降。

　　綜合來看，育齡婦女人數在減少，初婚初育年齡在推遲，離婚率、不婚率也在提高。同時，年輕人也會遇到工作和生育之間平衡的難題。這些因素疊加，使得2022年的出生人口數創下了新低。

“量的優勢”與“質的優勢”

　　中新社記者：當“少子老齡化”成為常態，人口結構的“一減一增”之間，中國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我們做好準備了嗎？

　　杜鵬：我們在進行全面的準備。早在2006年，國家層面就已提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此后又將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共二十大報告將“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等放在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部分進行部署。從實踐來看，這些年我們也在不斷探索解決“一老一小”難題，諸如不斷完善生育政策，探索普惠托育，促進教育公平等，減輕年輕人在孩子擇校、課外輔導等方面的焦慮或撫育成本。

　　此外，養老措施發揮作用與提高生育率也密切相關。家里的第一個孩子，一般老人會照看，如果第二個孩子還讓老人照看，老人就要有8-10年時間全部用來為子女照看孩子，這就提出新挑戰：老人是否愿意幫助子女承擔撫養責任。

　　跟養老一樣，這里會涉及很多社會保障問題，怎么促進老人和子女共同居住，怎么在稅收等方面給予年輕人優待，怎么解決老年人的異地醫保問題等等，這些方面國家一直在不斷完善相關措施。

　　當然，政策路徑上已非常清晰，但政策落地實施，還要有幾年時間才能夠看到真實成效。

　　中新社記者：應對“少子老齡化”，國際上不少國家已有探索，我們能從其他國家獲得哪些經驗或教訓？當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杜鵬：近年來，我們也在借鑒一些國家鼓勵生育的相關措施。但是，總體上來說，我們需要做的，一是戰略重視，要從戰略上關注和促進生育率的提升或穩定；二是綜合施策，不能單從某一方面著力；三是博采眾長，不同國家的好經驗，要結合自身國情進行取舍借鑒。歸根到底，中國還是要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

　　中新社記者：最近，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斯蒂芬·羅奇談到，通過提高個體勞動者的生產率來解決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問題。中國人口從“量的優勢”到“質的優勢”轉變，需要在哪些方向重點著力？

　　杜鵬：首先要明確，我們不是擔心人口負增長導致勞動力不夠用了，而是更關注龐大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勞動力群體，能不能獲得與自己相匹配的就業崗位，使勞動力供給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更加緊密結合。當然，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發展方式也會越來越關注于靠技術密集型產業去促進未來的發展。

　　羅奇的觀點也非常重要，他強調個人要素、全要素的生產，也就是我們不能簡單比較勞動力數量，更要比的是勞動力素質、勞動力結構以及現代化的發展模式。

中國如何找到新的人口機遇？

　　中新社記者：聯合國的人口預測稱，印度將在今年4月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在未來的全球人力資源結構中，中國如何找到機遇？

　　杜鵬：人口數量第一、第二，本身沒有優劣可言，我們沒必要過分關注人口規模排第幾，而更應關注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是否更有利，人們的幸福感、獲得感是否在持續提高，更應關注人口結構變化會帶來哪些優勢與挑戰。優勢方面，無論是人口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還是人口城鎮化進程，與印度相比，我們都高得多。挑戰方面，我們的生育率較低，人口老齡化較快，也意味著在社會保障方面，要花更大力氣去提升生育水平，解決托育養老問題、教育公平問題、地區間城鄉間差距問題等等。因此，不必拘泥人口數量的排名，我們必須看到過去40年，特別是過去10年的發展成就，從而利用自身優勢和發展勢能，立足人口國情，去走好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