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不少海內外的民間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現，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銘》發現前，學界對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諸多疑惑，無論是王玄策，還是關涉出使路線的蕃尼古道，都對其存在與否有著極大質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尋這條古道的遺跡，如19世紀末法國學者烈維·格里遜為了尋找王玄策當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銘的遺跡，曾經親臨實地考察，但最后卻不得不“顧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難，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們在吉隆考古調查期間，在當地民眾幫助下，尋訪到了一塊寬81.5厘米、殘高53厘米，懸掛著哈達、涂滿了酥油的碑刻。老鄉長告訴我們，當地藏族民眾對這塊刻有漢字的“石頭”十分崇敬，認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靈”。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漸顯現，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用篆字書寫的額題“大唐天竺使出銘”。這方碑刻雖已殘損，但還殘留有陰刻楷書24行，從書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銘的特點。經考證，它記錄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銘，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實證。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西藏文明的軌跡始終朝東發展？西藏考古如何為全人類提供了“高原文明”獨一無二的世界樣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區，長期被認為是“人類生命禁區”。西藏考古的科學發現，用大量實物證據打破了這一神話，并提供了早期人類為什么能適應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況下生存發展的人類學依據。

　　此外，西藏考古還從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過他們的藝術創造，在宗教、美術、哲學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號。

　　通過西藏考古還讓我們看到，從史前時期到各個歷史階段，生活在這片高原的人們，他們總體的發展趨勢是東向發展，和內地緊密聯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遺址的先民就已經和黃河上游地區發生了很密切的聯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進藏，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飾和技術，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圈；元朝西藏納入到中央行政管轄，從此奠定了西藏與中央政府之間的從屬關系，直到明清民國都未曾改變。

　　這些歷史事實都足以證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問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東亞文化圈，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大家庭中的一員。(完)

　　受訪者簡介：

　　霍巍，現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旅游學院)院長、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等職，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考古學科召集人之一、國家社科基金評委、教育部本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四川省史學會副會長、四川省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等學術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