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8日電 題：圓明園：東西文明交流沒有躲過的劫難

　　作者 孫晨慧

　　今天，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站在圓明園的廢墟前，總會感慨162年前這座“萬園之園”的盛景。

　　“你只管去想象那是一座令人心馳神往的、如同月宮的城堡一樣的建筑，夏宮(指圓明園)就是這樣的一座建筑。”1861年11月，雨果這樣記錄了其對圓明園的向往，這也是眾多西方人自19世紀起，關于東方想象的起點。

　　圓明園，位于北京西北郊，由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后改稱萬春園)組成，總稱圓明三園。

　　“作為清帝國繁盛時期的縮影，圓明園是接待外賓的主要場所之一。乾隆年間，英國派遣的馬戛爾尼勛爵使團曾到訪圓明園。到過這里的外賓很多都驚嘆圓明園的盛景。”北京外國語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執行院長吳浩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介紹。

　　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間，乾隆皇帝在長春園中引進了一組歐式園林建筑，稱為“西洋樓”。當時，宮廷內活躍著大量西方傳教士。乾隆遂命意大利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法國人蔣友仁(Michel Benoist)等參與西洋水法工程的設計。

　　2022年初冬，正值圓明園罹難162周年，筆者入園與游人一起在落葉與雨霧中漫步，撫今追昔，其興毀遭際讓人嘆惜不已。

　　從綺春園南門而入，經三園之界，迂回千余米可至西洋樓遺址處。東西方的匠人們曾在此聚合彼此的智慧與文明，熔煉出引領世界園林藝術的典范性建筑。

　　步入零落草木之上的狹長地帶，建有“大水法”十景，分布著“諧奇趣、萬花陣、養雀籠、方外觀、海晏堂、遠瀛觀、大水法、觀水法、線法山、線法畫”等西式建筑和庭院。西洋樓區域的修建吸收了歐洲文藝復興后期“巴洛克”建筑風格，有些室內裝潢還與法國的凡爾賽宮相似。

　　與主體建筑不同，在圓明園西洋樓復原圖中，西洋樓并非西式建筑屋頂，更偏向于中國傳統建筑的琉璃瓦屋頂。外加太湖石與竹亭等元素，為其增添了不少東方格調。難怪，有人打趣地把西洋樓比作一位身著西裝，頭戴一頂中式小圓帽的中國人。

　　“圓明園是東西方園林建筑藝術精華交流融合的歷史見證，也是人類文明之間和平交流的成果。”吳浩說。

　　200多年前，參與建造的東西方匠人實現了把追求“師法自然”的中國造園藝術與西方講究“按對稱和比例”的規則設計有機結合。或許，這也是圓明園的擁躉遍及海內外的重要原因。

　　放眼世界，文明的博大精深很大程度是在汲取多元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和合理因素后，對其進行轉化創造，熔鑄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張西平曾指出，歐洲文明的形成與發展是在與東方文明的長期交流中實現的，蘇美爾文化曾是希臘文明的導師，而基督教來自東方，傳入歐洲后與希臘文明相融合成為西方文明的底色。

　　18世紀，歐洲曾掀起長達百年的中國熱。作為法國啟蒙運動旗手，有濃厚中國情結的伏爾泰曾說：“當你以哲學家身份去了解世界時，你首先把目光朝向東方。東方是一切藝術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

　　但在人類歷史上如何對待文明有著慘痛的教訓。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將圓明園燒毀。1900年，八國聯軍闖入圓明園西郊諸園，展開大肆拆搶。時任英國軍隊首領的額爾金下令焚燒圓明園，大火連燒三天三夜。

　　這座被世人冠以“萬園之園”“世界園林的典范”“東方凡爾賽宮”等諸多美名的文化寶庫，162年前的數日之內，風貌驟變。

　　今天，肅寂的圓明園里，斑駁的黑跡留印在殘柱的雕紋上，稀疏的枯草擠占在石柱的縫隙間，望之凄然。

　　離長春園南北主軸線與西洋樓東西軸線交會處不遠，建有法國作家雨果的半身雕像。旁邊的書形石雕上鐫刻著雨果《致巴特雷上尉的信》：

　　“一天，兩個強盜走進了圓明園，一個搶掠，一個放火，一起徹底毀滅了圓明園……在歷史面前，這兩個強盜分別叫做法蘭西和英吉利……”

　　這封信的中文譯者、曾獲法國政府“棕櫚葉教育騎士勛章”的程曾厚曾佇立于雕像前感嘆，即便焚毀圓明園被視為額爾金對清廷的“報復行為”，但火燒圓明園是懲罰皇帝，更是懲罰文明。

　　1860年圓明園罹劫后，占地超過80%的中式園林建筑幾乎蕩然無存。西洋樓建筑因以石材結構為主體，相對不易被毀，成了整個圓明園建筑遺跡保留較多之處。因此，人們會誤以為“西洋樓就是圓明園”。

　　太多巧合讓中西合璧的西洋樓遺址得以留存。這處讓石頭擁有生命的地方警示著人們對待文明應有的敬畏。

　　程曾厚強調，文明的建立和留存異常艱難，但沖突可以發生在轉瞬間。“圓明園遭受過火劫、金劫、石劫、木劫、土劫。圓明園被毀是人類歷史的悲劇，它造成的經濟價值乃至文化價值的損失都是不可估量的。沖突帶來的結果不僅把中西園林合作的代表性建筑毀于一旦，更是讓不同世紀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人類寶庫付諸東流。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它們的歷史依靠建筑留存至今。建筑一旦被毀，那些文明也隨之消失于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了。”程曾厚說。

　　無論是希臘的帕特農神廟、敘利亞的巴爾夏明神廟、朝鮮的永明寺、馬耳他的瓦萊塔皇家歌劇院，還是英國的格瑞弗萊斯教堂，太多世界瑰寶毀于戰亂，毀于沖突。在剝奪與侵略中，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淪為資本血腥積累里的災難。

　　以地理大發現為界，東西文明交流的方向和方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東方文明向西傳播時，如“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等典型案例均是以和平方式進行，而殖民時代，“西學東漸”則是伴著列強的堅船利炮和對殖民地生命和文化的血腥毀滅，這是東西方交流史上一場痛至今天仍無法撫平的劫難，也是北京圓明園遺址必須保護好的世界性意義。

　　如今，伴隨非西方國家登上世界舞臺，300年來西方文明鰲頭獨占的局面逐漸被打破，不同文明之間如何和諧相處再次成為世界性議題。

　　近年來，吳浩邀請過許多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友人同游圓明園。在他看來，西洋樓區域僅是圓明園全景很小的局部。如若圓明園未遭戰火破壞，大家還能見證更多人類寶貴的文化資源。

　　“‘移天縮地在君懷’的圓明園造園藝術蘊含著豐富的中國哲學思想，儒釋道融會貫通，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搭建橋梁紐帶。圓明園的存在也讓人們看到，人類文明的交流除了暴力的碰撞方式外，也可以擁有和平的交流方式。”

　　2020年，“圓明園罹劫160周年紀念”中法學者訪談活動舉辦。吳浩把紀念活動地點定在寓意“和平”“吉祥”的“萬方安和”遺址。

　　“戰亂摧毀了這座借鑒西方文化的藝術瑰寶，后人永遠不能忘記。”吳浩說，“人類文明需要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尤其面對當下疫情，我們更要明白合作交流的重要。”

　　圓明園罹劫后，一些西方人士到此游覽，留下了珍貴的西洋樓舊影。其中比較有名的拍攝者包括德國人奧爾末、法國人亞樂園、美國人甘博等。

　　如今，西洋樓無形中成為很多人心目中的圓明園形象。162年后的今天，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立于西洋樓遺址區大水法前，摁下相機快門。在回望歷史中，人們希望照見一個持久和平的未來，照見一個東西方文明共存共融的新時代。(完)

　　受訪者簡介：

　　吳浩，北京外國語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執行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宣傳出版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一帶一路”研究分會常務理事、故宮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研究員。

　　程曾厚，中山大學教授、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理事、法國雨果之友學會的中國會員。曾獲得“棕櫚葉教育騎士勛章”，著有《雨果和圓明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