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末利

　　1960年，對于當下，已是十分遙遠。對于我，那時從學校畢業，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還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時的我，即使與同時進中新社的同學相比，也顯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個工作崗位是在專稿部通訊組。資深同事們對我關愛有加，社領導、部門領導對我的點滴表現，都給予鼓勵、贊許。

　　記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點是天津市區。組內資深記者張益常陪我同行，她側重采訪天津郊區。這樣的安排體現了良苦用心。當時兼部主任的副社長王紀元說過：“要是劉末利一個人出門，還分不清東南西北呢。”

　　幾十年來，這個“評語”一直牢記在心。1963年初，我奉調至上海記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僑務工作會議在杭州召開。總社指定我前往采訪是次會議。第一次采訪大型會議，我毫無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張帆社長也將應邀赴會，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萬不能在社領導面前“出洋相”。張帆社長抵達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訪計劃。他當即給我出題目，約請與會的杭州、寧波、溫州等市僑務部門負責人座談，他也參加。社長手把手的指導，真是十分難得的學習機會。一切安排妥當，座談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會，常駐杭州的攝影記者沈鳴陪張帆社長游虎跑，我也隨行。我們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驅車前往梅家塢，品嘗龍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這個“機會”，享受龍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覺不妙——暈車了。回到賓館，免去晚飯還不行。待到座談會即將開始，與會者陸續到達。我卻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進衛生間一陣嘔吐。多少年來，無論我怎樣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談的主題以及寫稿過程，永遠記得的是張帆社長曾經說過：“你這種身體，怎么當記者呀！”

　　這個“洋相”出得夠可以的了。暈車固然是因為“內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運動刺激而影響神經中樞的癥狀”，算不上疾病，但對一個記者確實很麻煩。“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須與那個平衡感受器“對著干”。后來，我因采訪而海、陸、空都“暈”過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紀80年代前期，上海決定恢復經過臺灣海峽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參加首航采訪。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現場采訪”。沒料到船剛出吳淞口，我就暈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務有難，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據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訪對象，再陪著我前去。我就在“采訪—躺下—再采訪—再躺下”的節奏中完成“首航”。

　　歲月流逝。時至上世紀70年代末，終于盼來中新社恢復建制。我從上海某出版社回歸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開張”，包括分社負責人，人員只有七八個，我包攬了上海全部的經濟報道工作。那時國家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期。上海曾經是遠東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又是全國工業基地；在執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的方針中，自有許多符合經濟規律的創新之舉。何況還有引進30萬噸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總廠、以進口礦砂為原料的寶山鋼鐵總廠正在加緊建設。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經濟報道應該做得有聲有色，實際上卻是將近3年沒有達到總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經濟報道沒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壓力。我感到迷惘，無所適從。某年，總編室主任徐曰琮來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務”。但是他私下對我說，上海分社經濟報道沒有做好，責任不在于我，我已經盡職了。此話使我得到極大寬慰。1982年春，當時的副社長王士谷率總社新聞部、專稿部及廣東、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開經濟報道工作會議。會議下達了總社對經濟報道的方針和思路，交流了經濟采編的經驗。會下有關部門領導對我更有針對性地點撥和指導，特別鼓勵我要敢于采訪重大題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頂！總社領導在多年沒有做好經濟報道的上海分社召開經濟工作會議，目的明確，效果顯見。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華社的補充”、“上海分社以報道僑務、文藝、體育等‘三寶’為主”等中新社初創時期辦社和報道思想的局限，在報道思想和業務能力上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也是在1982年，總社召開專稿工作會議，明確了“面向中間，反映現實”的專稿工作新方針。這是針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針對海外讀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國新時期政治、經濟新動向而擬定的。其時香港《明報》、《快報》等常見署名“宗涓”的專電，評述中國時政。文筆揮灑自如，讀得我如癡如醉，不勝欽羨。我本專稿部出身，于是學樣“跟進”。專稿部負責人時來電話，給我鼓勵。1984年底，我赴總社參加工作會議期間，還當面請教，受益匪淺，為我此后堅持專稿寫作打下基礎。上述時期，除了總社和相關部門領導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給我莫大支持和鼓勵，他們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師。我永遠感謝他們。掛一漏萬，在此不一一列舉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換班。總社委任我為上海分社采編主任。我毫無思想準備，心中茫然。剛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長姚凡對我關心又支持。他“面授機宜”道：不要脫離采編第一線。一來采編業務是我的“強項”；二來只有身在“第一線”才能指揮和組織分社的采編活動。后來，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則去做。雖然辛苦，于我個人、于分社都足見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領導、資深同事們的培養、幫助，十分難得；唯有滿懷感激，永遠念叨：“師恩難忘”！

　　(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