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參與后方報道組策劃。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災區參與前方報道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長進入封城后的北川縣城采訪。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殯儀館采訪。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經秀麗。但今天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進山體滑坡的土層，另一半像被拋向空中摔在地上，支離破碎。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后，我社記者一次又一次地走進已是一片廢墟的北川縣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縣城，我想我們將無法真切地認識這次特大地震所帶來的深重災難，也無法感受到我們的記者是冒著怎么樣的危險、承受著什么樣的心理壓力進入采訪現場工作的。

　　從映秀鎮、漢旺鎮，到紅白鎮、洛水鎮，從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濘山路，我社記者用心和淚水、用筆和鏡頭記錄了在巨大災變中——中國人民的精神狀態和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遷。

　　一、“以生命的名義”，作出歷史命名。

　　如果說生與死是人類必須直面的終極問題，那么每個民族都無法回避思考生與死。從這個角度看，關于汶川大地震的新聞報道并不是一般意義的突發事件報道。災變、生死、俠義、英雄，一直以來就是信息傳播的“母題”。“母題”是英文motif的音譯，由西方民俗學者首創的術語。1932年，美國民間文藝學家湯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間故事最小的敘事單元是“母題”。“母題”同時也是建構信息傳播、新聞構成的基本元素，它會在大眾傳播乃至文化傳統中不斷重復出現，其實質是形塑人類生命共同體(氏族、民族、國家乃至整個人類)的集體意識。在這次災變的新聞報道中，“生死”的“母題”得到了極大的釋放。

　　對外新聞報道，被認為是跨文化的信息傳播活動。它不得不面對東西方不同社會制度的意識形態分野。媒介、媒介傳播，本身乃是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活動。中國新聞機構的對外新聞報道工作，是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決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場，且規定了不能因為它的傳播受眾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的受眾人群，就改變它的輿論導向。同時，這也確定了它必須以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化傳統中生活的受眾人群作為始終服務的對象，從而服務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也服務于人類不同文明間的共同進步。也因此，克服意識形態的阻礙是對外新聞報道必須跨越的難題。而對外新聞報道得以延續且信息傳播范圍不斷擴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經濟全球化下，各國社會間信息需求的不斷增長；交換信息成為各文明間相互交匯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識形態，也有“交往對話”的驅動力量，也有“互識互通”的共同基礎。

　　汶川大地震的對外新聞報道，反應之迅速、數量之龐大、不間斷持續時間之長，在新中國傳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災報道中，我社創造了一項又一項的歷史紀錄。但汶川大地震對外新聞報道的特殊意義，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為報道的核心內容。對個體生命的施救，對個體生命的自救，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二)被報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蓋社會各個群體、各個階層。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雙重含義。讓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個體生命——同時成為報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顯。(三)作為社會主義的價值建構，人道主義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廣泛傳播。人性的光輝，生命的尊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顯。(四)社會主義國家的媒體，從立足點到觀察視角，在本質上講都是把人的生命作為最高價值的。這樣的本質意義，在報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體認。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類生命在重大自然災害面前的無助與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類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連”的偉大情感。與之相關的對外新聞報道，得以跨過藩籬，正因為它建構在人類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類社會廣泛認同的價值觀為基礎，把對生命的尊重作為最重要的價值判斷，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審美體驗。

　　從很大程度上說，這次大地震的對外新聞報道，是“以生命的名義”命名的。人類生命宛若風中之葦，極其柔弱卻也極其堅韌。它之所以堅韌不拔，因為它有生命間的互助互愛，也因為它有生命間的包容共通。社會主義中國的對外新聞事業，也必將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為人類社會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識形態間的共同進步作出貢獻。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報道主線。

　　一切為了人民、一切服務于人民，是我們黨的根本政治立場。對公民生命的尊重，對個體生命的尊重，是這次抗震救災對外新聞報道工作的起點和歸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同情和普遍關注。8.0級地震，突如其來，震級高、烈度大。一瞬之間，痛失8萬同胞生命！重災區范圍超過10萬平方公里，累計受災人數4500萬人。地震發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絕，山體滑坡、泥石流等嚴重次生地質災害頻頻發生，抗震救災工作異常復雜、極端艱難。另一方面，與32年前唐山地震時不同，如今的中國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它處理國內事務的方式方法，已經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一個大國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國家非常關注這個國家境內發生的事件。按此標準衡量，中國已經是一個超級大國。”英國《金融時報》5月15日發表評論說：“大國的力量受到尊重，它們的思想激勵著和影響著其它國家。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新奧爾良遭受颶風襲擊全世界都感到震驚，中國四川地震立即成為當前焦點的原因。”

　　針對國際社會和全球華人的高度關切，我社的報道特別強調：(一)及時、準確、客觀地報道災情。在災變報道中，公共溝通應當秉持三項基本原則，即：“公布真相、及時公布、首先公布”。我們的報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實報道災情，真實反映抗震救災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實際困難。(二)持續報道黨和政府“只要有一線希望、只要有一點生還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動報道黨和政府領導人在抗震救災最危急的時刻奔赴災區指揮救人指導救災，全面報道政府抗震救災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災工作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三)通過故事、細節和生者逝者的話語，著力表現中國人民與命運抗爭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堅韌、臨危不懼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愛和空前無比的團結。(四)突出報道政府主動向國際社會通報災情，積極歡迎國際救助的開放姿態，充分報道境外救援隊、醫療隊服務災區人民的感人事跡，追蹤報道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捐贈物資在災區的發放情況。(五)深入報道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對祖國家鄉災區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視解疑釋惑。

　　在梳理這次抗震救災報道時，我們應當看到我社的報道，無論是堅持正確導向、追求導向實現，還是強調報道的針對性、實效性，其立足點都在于對生命尊重的價值判斷上。因為正是在這個價值判斷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災變中——中國人民的精神狀態和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遷。事實上，“生命至上”已經上升為公民、國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災報道也正是以此作為報道的主線貫穿始終。很顯然，我們無法選擇災難，但我們可以選擇迥異于過往的方式面對災難。

　　三、高擎生命之幟，形成報道合力。

　　我社這次重大災難事件的報道與以前報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記者的迅速集結，和后方記者、編輯，乃至全社各部門各分社的報道動員，都是在極短的時間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門各分社在很短的時間里形成了報道的合力。這得力于前后方報道組、各部門各分社領導的有力指揮，但也可以說，這主要有賴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這次抗震救災報道，佳作涌現。前方記者發出了一篇篇的獨家新聞，寫出了一篇篇的感人報道。后方記者也同樣日夜兼程，匯集信息，梳理思緒，發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寫出了一篇篇的獨到評論。這得力于我社記者群體的專業素養，但也可以說，這主要有賴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煥發的強大精神動力。前方記者冒著生命危險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攝了大量的珍貴圖像。后方記者克服各種采訪困難，連續作戰。這得力于我社記者“特別能戰斗”團隊精神的長期培養，但也可以說，這主要有賴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給予我們每一個人的精神洗禮。“生命至上”猶如一次又一次吹響的集結號，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

　　四、圍繞尊重生命，加強議程設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領導層連續做出重要決策：(一)當天派出記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斷加派記者，先后共派出93名記者、編輯和行政后勤人員趕赴四川、陜西、甘肅災區，極大地增強了現場新聞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歷史上為報道單一突發事件在新聞現場投放人員最多的一次大集結。(二)迅速成立以總編輯為指揮的報道領導組，成立以重慶分社社長為領導的前方報道組，實現垂直化領導，社長、總編輯、副總編輯先后奔赴四川災區，靠前指揮，調動指揮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災報道。(三)12日當天晚上，決定開設“汶川大地震滾動報道”欄目。13日，全天不間斷播發電訊通稿404條，創中新社有史以來之最。報道數量的迅速增長，地震信息的極大豐富，對拉動抗震救災的前期報道極端重要。與此同時，總社成立后方報道組，加強議程設置，強化信息梳理，圍繞尊重生命的價值判斷進行選題策劃。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組特別策劃報道《黃金七十二小時》系列。隨后，一組組的系列評論、特別策劃報道不斷推出，不僅使報道形成聲勢，且讓整體報道具有更廣闊的觀察視野、更厚實的歷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細微體驗。

　　五、守望生命燭光，凝聚華人力量。

　　在當代信息傳播中，信息流動是雙向的，信息受眾是信息流動的重要參與者。由此，注重信息傳播的交互性，將會改變對外新聞報道的現有模式。為增強對外新聞報道實效，創新內容形式，這次抗震救災報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視信息傳播交互式服務，第一時間緊急與海外華文媒體負責人磋商，迅速轉發海外華文媒體積極評價我國抗震救災的社評社論，及時提供“四川大地震”專版，加班加點制作400多個報紙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連”，凝聚全球華人共識，匯集全球華人力量。我社領導層及時做出決策，在13日即向港澳臺和海外華文媒體同業發出倡議，攜手4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家海外華文媒體，共同開展“炎黃兒女情系四川地震災區”活動，得到熱烈響應，多家海外華文報紙立即在顯著版位刊出倡議書。

　　六、呵護生命尊嚴，完善“把關”制度。

　　“把關”(gatekeeping)的概念，被認為來源于英文中的“守門人”(gatekeeper)一詞。最早把它借用過來的是社會心理學家萊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題為《群體生活的渠道》的論文中提出這一概念。在信息傳播活動中，記者、編輯和簽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關人”。在這次抗震救災報道工作中，進一步凸顯“把關”制度的重要性。(一)總編室多次發出抗震救災報道提示，強調把握好報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現的偏差。(二)注意核對新聞事實，努力確保報道的真實性。由于發稿量大，現場采訪條件艱苦，前方記者身心疲憊，報道工作中難免會出現新聞事實差錯。這需要編輯和簽稿人穩妥處置，細心校正。(三)堅守客觀報道的立場。現場目睹災區人民巨大傷亡，前方記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報道工作中很容易產生“感染式移情”，從而影響到在新聞判斷上的冷靜客觀。(四)呵護生命尊嚴，“有節制”地進行災變報道，努力實現對公眾輿論的理性引導。“毫無節制”的災變報道，往往會形成“濫情報道”，甚至把“災變新聞”變成“消費災變”。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價值判斷貫穿于“把關”制度中。

　　七、關切生命意義，切實改進報道。

　　李安江、郭晉嘉、杜遠所采寫的通訊《那一夜，我們沒有采訪》，是我社這次抗震救災報道中的名篇佳作。在關切生命的意義上，我們的記者做出了“超出常規”的抉擇，把搶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簡單地說，“記者是歷史舞臺最前排的觀眾”。在抗震救災波瀾壯闊的“拯救生命大行動”中，我們不再是“觀眾”。但是在新聞操作層面上回歸“觀察者”的角色考察這次報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經驗值得總結。地震發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訊不暢，前方報道受阻。盡管前方記者和總社技術部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時間里，海事衛星沒有及時到位，前方報道時繼時斷。這其中既有單純的技術裝備的因素，也有各個方面的經驗不足。我們需要不斷完善突發事件應急機制，把技術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來，重大突發事件頻發。從初春的雨雪冰凍災害，“三•一四”拉薩打砸搶燒事件，到山東火車翻車事故，奧運圣火全球傳遞受到各種政治勢力干擾，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發生。對這些事件報道工作的得與失，一直在警醒著我們：要更加主動地服務海外受眾，更加充分地認識改進對外報道工作的緊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對外報道工作的實效性。而仍在進行中的抗震救災報道，不僅為我們切實改進報道工作提供了鮮活的經驗，也從另一個側面預示著尊重生命的價值判斷將最終改變我們的生活。關注生命生存的狀態，關切生命的本質意義，不止于突發事件的報道，它將在今后所有的報道領域、所有的報道題材中呈現出非同以往的張力。用胡錦濤總書記講的話說，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是做好新聞宣傳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偉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們每一個人的最為珍貴的“精神遺產”。“以生命的名義”，是對一次特大災難報道的歷史命名，但同時它也將成為我們生活的召喚。

　　(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