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鄭州8月31日電 題：宋代“海洋大國”如何以貿易聯結世界？

　　——專訪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黃純艷

　　中新社記者 李貴剛

　　國學大師陳寅恪緣何稱“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美國學者羅榮邦為何說中國自南宋開始了“崛起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海洋大國的歷程”？中國宋史研究會原副會長、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黃純艷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闡釋海洋貿易興盛的宋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請介紹一下宋朝海洋貿易概況。

　　黃純艷：宋代中國古代海上貿易空前繁榮，這是相對開放的海洋貿易政策、經濟重心南移、商品經濟發展、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進步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有學者把宋代中國比喻為當時亞洲海洋貿易的“發動機”。在宋代中國與亞洲海洋各國的共同推動下，亞洲海洋貿易進入新階段，形成南海貿易體系。該體系有穩定的商品結構和市場關系，即中國的手工業品和東南亞、印度洋沿岸地區的資源型商品互補性交換；有穩定的貿易力量，即以中國商人和阿拉伯商人為主導，亞洲海洋各國商人共同參與的海商群體；有穩定的市場區域，即以東南亞地區為樞紐，聯系東亞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市場區域。可以說宋代中國在當時亞洲海洋貿易中初顯“海洋大國”氣象。

　　宋代中國在亞洲海洋貿易中具有數方面優勢：首先是商品結構優勢。“南海Ⅰ號”發掘的近20萬件套商品中有瓷器、鐵器、金銀、銅錢及絲綢等，與宋代史籍記載一致。這些商品海外諸國不能生產，或生產質量遠遜中國。諸國輸入中國的主要是香料、藥材、象牙、珠寶等資源性商品，中國在商品結構中占有更為有利的地位。

　　其次是技術優勢，領先世界的造船技術和指南針運用于航海。宋代海船船體大，普遍應用了水密隔艙和多層舷板技術，增強了船舶的強度和抗沉性。北宋后期中國人率先把指南針運用于航海，海船有專司“針盤”、掌握“針路”的“火長”，可以幫助人們全天候進行深海航行，增加了航海的安全性和效率。

　　兩大優勢背后是宋代領先的文明程度和經濟水平。宋代中國是當時亞洲經濟最發達、技術最先進、市場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各國皆樂于與中國開展貿易。東亞諸國不僅積極與中國進行經濟貿易，而且主動學習中國的制度和文化。

　　中新社記者：宋錢“國際化”程度發展到了什么水平？

　　黃純艷：宋代中國海外貿易的大發展，帶來宋銅錢的大量外流，宋錢逐漸在東亞、東南亞國家廣泛行用，成為當時重要的“國際貨幣”，特別是在除高麗以外的東亞諸國成為最主要的通貨之一。時人說“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

　　宋代是中國歷代王朝中鑄錢數量最多的時期，也是銅錢貨幣體系最穩定、最興盛的時期。據學者研究，北宋銅錢鑄造量達到2至3億貫。遼、西夏、金，以及日本、交趾，乃至東南亞諸國都行用銅錢，且推動了周邊諸國仿照宋錢鑄造貨幣。

　　宋錢外流和在諸國行用是民間經濟交流的結果，而非官方推動。宋朝鑄幣規模很大，但仍不能滿足本國經濟和財政的需求，始終存在嚴重的“錢荒”，故宋朝嚴禁銅錢出境。而對于進入本國的銅錢，日本、交趾，遼、金、西夏等也均實行許入不許出的禁令。

　　宋錢傳播和行用有地區差異。高麗雖有宋錢流入，但未能改變實物交換和使用銀瓶的習慣。在東南亞地區銅錢則處于白銀貨幣的次屬地位，主要在國內市場的小額交易中行用。在印度洋沿岸地區，則無證據證明宋錢作為貨幣行用。

　　當時國際貿易主要還是易貨貿易，宋錢也是作為商品在國際貿易中被販易，各國對宋錢許入不許出，這些都使得宋錢尚不能在亞洲國際貿易中作為統一的核算標準或支付手段。所以說，宋錢雖表現出很強的“國際性”，但不具有經濟和政治任何意義上的霸權傾向。

　　中新社記者：海商在宋代海外貿易起到哪些積極作用？

　　黃純艷：宋代在歷代中原王朝中第一次允許并鼓勵本國民眾出海貿易，使中國海商第一次大規模進入亞洲海洋市場。從《高麗史》記載中統計到往高麗貿易的、確知人數的宋海商有4665人。日本博多也有相當規模的宋商人居留，他們集中居住地被稱為“宋人町”“唐坊”。東南亞地區的宋商人則更多，也有居留不回者，“是歲不還者，謂之‘住蕃’”。

　　中國海商成了亞洲海洋貿易中與阿拉伯商人并駕齊驅的主導力量，在中外交流以及亞洲各國交流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首先是經濟交流，日本、高麗與宋朝的貿易，主要力量是中國海商；在東南亞，宋朝商船入港便會掀起貿易高潮，“蠻賈叢至，隨簸籬搬取物貨而去”。中國海商還將從南海販運來的商品轉銷到日本、高麗，將南海和東亞海域整合到一個貿易體系中。

　　其次，文明傳播上，宋代中國不僅經濟繁榮，而且制度成熟，文化昌明，被東亞諸國視為學習榜樣。高麗、交趾等國積極吸納宋朝文明中的文官政治、科舉制度、州縣學等諸多方面的新變化，完善本國制度；海商也從高麗、日本將多種宋朝已佚的“先秦古書”等經史書籍及其本國書籍傳入中國，如日僧奝然帶來其國《職員令》、《王年代記》各一卷，宋商周文德帶來日僧源信所著《往生要集》等。海外諸國商人還將伊斯蘭教、摩尼教、印度教等多種宗教信仰帶到中國。

　　再次，官方使命傳達。宋朝與諸國官方常常利用商人傳達使命。宋神宗即位后想重新開啟中斷了40余年的宋、麗官方交往，就是通過福建商人黃真等向高麗傳達意圖而促成的。宋朝與諸國通好有利于商業貿易，商人樂于積極在兩國官方傳達信息，甚至每“知朝廷遣使，爭謀以輕舟馳報”。

　　中新社記者：宋代海外貿易包容開放，對當今有何啟示？

　　黃純艷：宋代海上貿易政策相對開放，不僅歡迎外國商人來華，而且鼓勵本國民眾出海貿易，在中原王朝海洋政策演變中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這給本國和亞洲海洋貿易帶來了巨大變化，其中的歷史經驗于今仍具有重要啟示。

　　只有開放，才能更好地認識海洋，認識世界，融入世界。宋代中國人的海洋實踐空前發展，帶來海洋知識和觀念的巨大更新發展。宋代仍延續著基于想象的“九州-四海”的海洋觀念，但海洋實踐建構了不同的知識觀念，宋人已經對東亞、東南亞乃至印度洋沿岸國家和地區的地理方位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對海上諸國的物產、市場、風俗等有了明晰的了解，增進了不同信仰、不同習俗、不同制度間的人類互利交融的多元觀念。而中國海商參與推動的造船技術、航海技術的進步更是成為海洋各國共同的財富。數量空前的中國人經商或留居于海外各國，中國港口也聚居了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信仰的外國人。

　　宋代的海洋經驗也說明，實行開放的海洋政策有利于孕育推動社會經濟進步的新因素和新觀念。宋代的濱海地區已經逐漸生成向海取利的生計方式，一些濱海地區逐步形成了工商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人們的習俗、觀念和信仰也隨著生計方式改變而變化，衍生出豐富多樣的海洋信仰和日益興盛的商業觀念和營利意識，發展出獨資、合資、雇傭、租借艙位等多樣的經營方式。這些新的生計、習俗和觀念，成為地域文化的有機構成，形成歷史新潮流。

　　積極開放的海洋政策使宋代中國和海洋各國互惠共利。宋代開放的海洋貿易政策，使宋朝與海上諸國300余年總體上保持了穩定的貿易關系。宋代亞洲海洋貿易發展所催生的互利共贏理念和貿易機制，為此后亞洲海洋貿易的持續發展，日益繁榮奠定了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黃純艷，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原副會長、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宋史、中國經濟史、中國海洋史，著有《宋代東亞秩序與海上絲路研究》《造船業視域下的宋代社會》《宋代朝貢體系研究》《宋代財政史》《唐宋政治經濟史論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