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戴路：為什么提到他，中國人總是“會心一笑”？

　　中新社成都6月17日電 題：為什么提到他，中國人總是“會心一笑”？

　　——專訪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副秘書長戴路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中國的北宋中葉是一個文化全面復興的時代。這一時代，各個領域幾乎同時出現光耀史冊的偉大人物，四川的“三蘇”即蘇洵、蘇軾、蘇轍正在其中。

　　與同時期人物相比，“三蘇”有何特別之處？“三蘇故里”四川眉山對“三蘇”帶來了哪些影響？為什么林語堂會說“一提到蘇東坡，中國人總是親切而溫暖地會心一笑”？西方是否也有蘇軾這樣的人物？東坡精神對于東西方文明互鑒有什么樣的時代價值？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副秘書長、四川大學蘇軾研究中心副主任戴路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深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和北宋同時期的人物相比，“三蘇”有何特別之處？

　　戴路：王國維曾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宋朝君主以“尚文”為一代治策。中國古代社會在北宋中葉進入一個文化全面復興的時代。與同時期文人相比，“三蘇”留存作品數量異常豐富。如蘇軾在四十多年創作生涯中，留下了四千八百多篇文、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數量之巨為北宋作家之冠。這些作品能建立體系，讓讀者在文本互證中更深入地走進“三蘇”的精神世界。

　　“三蘇”的作品與宋代前后時代都能產生廣泛關聯，正如《宋史·蘇軾傳》說的“雄視百代”。蘇洵研究《周易》未竟，蘇軾接著作《易傳》，蘇轍研習《詩經》，蘇軾、蘇轍兄弟研習《論語》。對漢代賈誼、司馬相如以及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文人，“三蘇”在詩文中都有精到的論述。

　　“三蘇”不僅和北宋的大家有密切交往，后期蘇軾主盟的文壇還囊括了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等蘇門四學士，以及蘇轍、李廌、陳師道等一大批文士。北宋著名文學人物，大多都和“三蘇”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了解“三蘇”，就可掌握讀懂宋代文化的鑰匙。

　　南宋以后，人們紀念“三蘇”的方式越來越多，除了編纂文集、做年譜、搜集軼聞趣事，還會舉行“壽蘇會”等活動。這些活動不僅限于中國古代社會，在朝鮮半島、日本等國也能看到“三蘇”的廣泛影響。

　　中新社記者：“三蘇故里”四川眉山對“三蘇”父子有何影響？

　　戴路：“三蘇故居”就在今天的四川眉山“三蘇祠”。“三蘇”在哲學、政治學、歷史學、倫理學、文學、藝術等人文領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開創性的命題和結論，這與包容異端、搜奇獵怪、不遵禮法的西蜀文化有密切關聯。

　　周裕鍇教授曾經指出，與齊魯文化定儒家于一尊不同，四川的學者自古就有“觀奇書”的特點，即在正統儒家經書之外，還愛閱讀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著作，蘇軾之前的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李白以及之后的楊慎等莫不如此。

　　在為學過程中，蘇軾將蜀人“觀奇書”的傳統發揮到極致。廣泛博雜的閱讀，培養出蘇軾的開闊視野和通達襟懷，使他的思想打通各門學科、融會各家思想。

　　“三蘇”在蘇家故宅受到的教育，與他們的成長脈絡有直接聯系。蘇軾的童蒙教育里，曾有道士當過老師，而他的宗兄寶月大師惟簡，曾任大慈寺中和勝相院住持。所以，蘇軾早在青少年時代就已接觸到佛道知識和思想。他反對儒佛之爭，也反對佛教內部宗派之間相互攻擊，認為各家各派都有精彩之處。

　　眉山三蘇祠保存有16處蘇家遺跡，收藏數千件相關文物文獻，從這些遺跡、文物文獻以及牌匾、楹聯，我們能更好了解“三蘇”。其中一些景點出自“三蘇”詩詞，如百坡亭便取“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祠內一塊鐫刻著“守其初心”大字的巨石，出自蘇軾的《杭州召還乞郡狀》，這里指的不僅是他和弟弟在趕考途中約定的初心，也是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初心。

　　中新社記者：林語堂寫的蘇軾傳記說：“一提到蘇東坡，中國人總是親切而溫暖地會心一笑。”為什么呢？西方有沒有類似蘇軾這樣的人？

　　戴路：在中國民間，蘇軾總是一個才華橫溢、學識廣博、詼諧幽默、天真爛漫、尊重女性、審美超然、極具親和力的形象，就像他自己講的“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不好人”。

　　在徐州當太守時，淳樸的村婦“旋抹紅妝看使君”，被貶惠州時“父老相攜迎此翁”，被貶儋州“父老爭看烏角巾”。無論蘇軾在朝在野，都將自己視為“識字的耕田夫”，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人們喜愛蘇軾，還因為他雖飽受人生之苦，但人性更趨超然達觀，不失“真純”。在密州，蘇軾雖心情有些苦悶，但他在《超然臺記》中寫道“凡物皆有可觀”，無論風景是奇崛或是尋常，都能發現其中之美。這種超然態度隨蘇軾的被貶經歷，逐步加深，在黃州《赤壁賦》、惠州荔枝詩和海南渡海北歸詩中都能看到。無論朝政是非、仕宦起伏還是個人榮辱，都不影響人的完整性。

　　我們常將中國宋代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相比較，在發現人性、思想包容、文化多元等方面，二者有極多相似之處。林語堂曾將李白比作西方雪萊、拜倫，將杜甫比作彌爾頓。但蘇軾的復雜性讓人很難在西方找到一個完全相似的人物。所以林語堂以人物論，將蘇軾比作英國小說家薩克雷；在政壇上的活動與詩名論，將其比作法國雨果；以動人的特點論，將其比作英國約翰遜。林語堂在其英文著作《蘇東坡傳》開篇寫道：“倘若彌爾頓同時是像英國畫家庚斯博羅，也同時像以詩歌批評英國時事的蒲柏，而且也像英國飽受折磨的諷刺文學家斯威夫特，而沒有他日漸增強的尖酸，那我們便找到一個像蘇東坡的英國人了。”

　　關于蘇軾與彌爾頓，張隆溪教授曾從如何面對人生痛苦的角度進行對比。他認為，在巨著《失樂園》中，彌爾頓轉向用“上帝的安排”來為解決人生苦痛提供一種安慰。公元6世紀的羅馬作家波伊提烏遭遇與蘇軾類似，但他更多從對上帝的熱烈信仰中尋求安慰，而很少訴諸哲學。蘇軾則是寄情于山水，從哲學中尋求安慰。

　　中新社記者：九百多年來，蘇軾的影響超出中國，流傳到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甚至歐美。為什么海內外學者至今仍在研究蘇軾？蘇軾的文化精神在當今，對于東西方文明互鑒有什么樣的時代價值？

　　戴路：蘇軾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文化巨人。他在世時，其詩文集就被刊刻印行，不僅在宋王朝擁有廣泛讀者，且通過契丹、高麗使者商人流入鄰邦的書肆。

　　東坡文化最早在東亞漢文化圈推廣，朝鮮半島文人來中國會專門到眉山三蘇祠參觀，日本五山文人學習中華文化的切入點便是蘇軾的詩歌，有許多人為東坡詩做注，到日本江戶、明治時代還出現很多蘇軾作品的選本。20世紀后，蘇軾的作品逐步為西方所了解。在西方，蘇軾研究序列非常豐富，包括傳記、譯本、選本、論著等形式。

　　林語堂曾將蘇軾形容為“具有現代精神的古人”。蘇軾“物必先腐，而后蟲生”(《范增論》)，“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晁錯論》)，“紀綱一廢，何事不生？”(《上神宗皇帝書》)等論述對于今日治國理政仍有啟示意義。

　　蘇軾詩文在東西方外交場合被多次提及。如“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國際交往應審時度勢，轉變思路、創新思維，不斷開創合作新局面。

　　法國《世界報》評出“千年英雄”(生活在公元1000前后的世界偉人)，全球共12位，蘇軾是唯一入選的中國人。該報副主編讓·皮埃爾·朗日里耶說：“蘇東坡能入選千年英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一顆自由的靈魂。”自由的靈魂其實就是開放包容的態度，對人性的基本尊重，對文化多元的呼吁，今日東西方文明互鑒我們正需要這樣的底色。(完)

　　受訪者簡介：

　　戴路，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副秘書長、四川大學蘇軾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省杜甫研究學會理事，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宋代文學、中國古代文章學。著有《南宋理宗朝詩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