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張新民：陽明學何以遠播海外？

　　中新社貴陽4月25日電 題：陽明學何以遠播海外？

　　——專訪中華儒學會副會長張新民

　　作者 周燕玲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可謂源遠流長，人才輩出，但能同時做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人物為數不多。明代的王陽明，便是其中的大儒。

　　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王陽明的思想遠播海外，不僅展現了強大學術生命力，也成為與西方對話的重要思想資源。近日，中華儒學會副會長張新民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暢談陽明學在西方世界的傳播。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進行陽明學研究。陽明學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對當代有何意義？

　　張新民：陽明的心學思想源于其深邃的生命體驗，從早年的“心即理”“知行合一”到晚年的“致良知”，每一個理論學說的提出都是一次人生境界的飛躍、提升、發展和完善，并與他的人生苦難經歷和生命磨練有關。他的學問是充滿活潑朝氣的生命實踐，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特有的本體實踐學的內涵與精神。

　　對于生活在現代語境的當代人來說，陽明學本質上是學自己。一方面，要從喧囂吵鬧的世界返回自身，尋找自我完善的本體論依據，返歸自己本源真實的人性，激活能辨別是非好惡的良知，并積極勇猛地投身于改造和完善人類社會的道德實踐活動中。另一方面，也要不斷充實、豐富和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生存與生活的價值和意義，達到改造和完善人類社會整體的終極目標。

　　中新社記者：陽明學是如何在日本、韓國及西方國家傳播的？

　　張新民：包括朱子學與陽明學在內的儒學，東傳至日本、韓國后，便形成了覆蓋更廣泛地域和人群的東亞儒學思想資源。日、韓都同在儒家文化圈之中，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長期受惠者。

　　陽明學至遲17世紀初已傳入日本，但逐漸擴大并真正構成日本社會思潮的高峰期，則是在明治維新社會激烈變革之際。當時不少倒幕和維新志士服膺陽明學，甚至整個社會輿論也在宣傳陽明思想。此后，作為中國學習西方的首選留學地，日本反過來又影響了中國人對陽明學的整體評價。

　　陽明學傳入韓國的時間較日本早，但聲勢影響卻遠不如日本。韓國陽明學者強調“實心”“實行”的重要性，以此反對一切“虛學”“虛行”。這說明陽明學傳入韓國后的在地化發展，表現出不少心學與理學交織互融后的實學特征。

　　陽明學傳播至西方國家的時間相對較晚，最早的傳播者可能是到過中國的一批傳教士。此外，美籍華人學者的貢獻不容忽視，如長期在美國執教的陳榮捷先生是將中國哲學介紹到西方學界的重要橋梁式人物，他翻譯的《傳習錄》雖比亨克( Frederick G.Henke)的譯作《陽明先生集要·理學編》更晚，卻更為精當和準確。

　　杜維明在美國撰寫的博士論文《青年王陽明》，主要介紹陽明早年的學思經歷，在海外也產生一定學術影響。1972年，成中英先生在夏威夷大學主持召開的那次大規模的王陽明學術思想研討會，有力推動了陽明學在北美的探討和研究，也可看作陽明學在海外傳播的標志事件。

　　英語世界較有代表性的外國學者，如美國漢學家鮑爾(Paul Wienpahl)撰有《斯賓諾莎與王陽明》一書，提供了比較哲學的視野。另一位以德文寫作的瑞士學者耿寧(Iso Kern)，以西方現象學的分析框架研究王陽明，撰寫《心的現象：耿寧心性現象學研究文集》《人生第一等事：王陽明及其后學論“致良知”》兩部專著，譯成中文后都引起了較大反響。

　　西方漢學家或華裔學者的研究，一方面開啟并擴大了中西哲學交流對話的空間，促進了雙方相互發明和共同提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將中國哲學置入西方理性思想討論的語境，有助于西方人加深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研究。陽明學的傳播與研究，雖然只是其中一部分，但預示了中西思想會通融合的時代發展趨勢。

　　中新社記者：陽明學在中西文明對話中處于什么地位？

　　張新民：中國人的哲學思想是無數先賢創造的智慧結晶，如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等，都是各個時代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陽明學的西傳，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所發揮的橋梁溝通作用不可低估。

　　陽明也是中西哲學尤其精神實踐哲學交流對話的一個中間媒介，藉此可更好地了解或把握中國與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傳統，以深刻的人性觀察和心靈體驗來共享人類必需的精神哲學，從而共建一個合理與和諧的世界文明新秩序。

　　如果說陽明過去是儒學內部與朱子同質對話的一位異代知心談伴，體現傳統學術思想自我調整和發展的深層智慧，那么今天則已越洋過海，成為與西方精神傳統和哲學思想異質對話的一位國際諍友了。

　　中新社記者：陽明心學的精義或特色是多方面的，有必要在繼承發展的基礎上，建立符合時代需要的“新心學”嗎？

　　張新民：今天研究陽明學，應具備一種世界性的眼光，建立符合時代需要的“新心學”。“新心學”一方面要繼承發揚中國固有的精神傳統與心靈哲學，另一方面也要包容整合西方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哲學，不拒斥外來的優秀學術成果。

　　我個人認為需做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學術建構工作。

　　首先，在形上超越的層面，需要與世界各大宗教學術開展積極有效的交流與對話。因為無論“心”或“良知”，在陽明那里都是與形上超越的天道、天理相通相貫，是以本體論意義上的天道流行說和宇宙生成論為基礎的，決非僅僅是簡單化、平面化的世俗倫理學說。例如，依據康德理性分析進路必然不可知的“物自體”，在陽明那里憑借直覺慧觀的進路則是可證和可知的。而無論以康德詮釋陽明，或以陽明詮釋康德，都可在本體論層面進一步相互發明，引發出重建“新心學”的重大歷史意義。因此，在陽明與康德、陽明與尼古拉、陽明與馬丁·路德這些原有比較的基礎上，尚有必要進一步擴大交流互鑒的范圍，從而深化“新心學”建構的致思維度與理論探討基礎。

　　其次，在溝通形上、形下的道德實踐層面，有必要整合各大文化傳統的思想資源，以中國傳統心性哲學或精神哲學為本位，積極開展理論與實踐層面的“新心學”學術探討。這樣的建構活動離不開比較，而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是一種對話，如陽明成圣理想與康德道德律令、陽明美學思想與康德美學思想、陽明“天人合一”與海德格爾“天地神人”之說的比較等，都催生出了一批學術視野東西會通的學術成果，從而為“新心學”的建構奠定了歷史性理論基礎。

　　最后，在形下的社會實踐的經驗層面，由于陽明極力強調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不可能不關注人的心理、意識活動現象及社會行為現象。以此為出發點，可以把西方已發展成熟的心理學包容進來，從而更好地分析人的復雜心理結構及意識行為，以求解決人的心理疾病或意識障礙等復雜問題，開展出一套以心靈鍛煉和良知(關愛)實踐為中心的治療學。(完)

　　受訪者簡介：

　　張新民，中華儒學會副會長、中國明史學會王陽明研究會副會長、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教授兼榮譽院長、貴州儒學研究會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著有《陽明精粹·哲思探微》《儒學的返本與開新》《存在與體悟》《中華典籍與學術文化》《貴州：學術思想世界重訪》《貴州地方志考稿》和主編《陽明學刊》《天柱文書》等多部學術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