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德國漢學家卜松山：如何以翻譯為徑展示中國文化之“美”？

　　中新社北京12月26日電 題：德國漢學家卜松山：如何以翻譯為徑展示中國文化之“美”？

　　中新社記者 史元豐 萬淑艷

　　歐洲漢學研究始于200年前，而歐洲對中國文獻的翻譯則始于更早的16世紀。德國漢學家卜松山認為，盡管漢學和翻譯在中西交流中發(fā)揮了作用，但中西互譯之間仍存“不對稱”：中國人幾乎把所有西方文化經典都翻譯成了中文，而西方人對中國卻知之甚少，原因在于西方的“霸權話語”。

　　西方語境下的中國存在諸多誤解和偏見。中西方之間如何才能消弭隔閡、交流互鑒？德國知名漢學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講述如何通過翻譯向西方展示中國文化之“美”。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長期研究中國哲學、近代美學，翻譯多部中國名著，出版了學術專著，為何如此關注？

　　卜松山：我是通過林語堂的哲學著作《生活的藝術》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的，我在高中時讀過這本書，它展示了中西文化差異的迷人視角。后來，我讀了一本關于禪宗的書——美國哲學家阿倫·瓦茲的經典著作《禪之道》，它非常令人著迷。這本書表明，禪宗與其說是一種日本現(xiàn)象，不如說是一種中國現(xiàn)象，是印度佛教與中國道教的融合。我的宗教背景是天主教，與禪宗的相遇讓我頗受啟發(fā)，大大拓寬了我的世界觀。這也讓我51年前在德國漢堡大學從地球物理專業(yè)轉到漢學研究。

　　中新社記者：您研究中國文化長達半個世紀，經歷了怎樣的思想歷程？中國文化給您帶來了哪些影響？您如何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

　　卜松山：首先，我研讀了中國豐富的思想史。雖然我的興趣始于佛教，但很快學會了欣賞儒家和道家的傳統(tǒng)文化。我了解到，前現(xiàn)代中國的這些世界觀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補充和影響。今天，我發(fā)現(xiàn)這三種教義中的每一種都同樣引人入勝。他們大大拓寬了我的世界觀。

　　然后我又研讀了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歐洲殖民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即鴉片戰(zhàn)爭、義和團運動和抗日戰(zhàn)爭，我開始明白這如何影響了今天中國人的態(tài)度。

　　我在教課或寫關于中國文化的書時，首先會嘗試展示中文的特殊性，然后再介紹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影響，從日常文化的角度來解釋。我還介紹了中國超過幾千年未間斷過的歷史，如此長的歷史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最后，我試圖展示，如何結合文化背景來理解中國人的行為。

　　中新社記者：您是《桃花源——陶淵明詩集》、李澤厚《美的歷程》等書的德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您如何克服翻譯的“不可譯性”？

　　卜松山：1982年，我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鄭板橋：詩人、畫家和書法家》。為了這個課題的研究，我開啟了第一次中國之旅，1981年去南京兩個月，在那里得到一位書法家的指導，那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我還研究了中國美學史，以了解鄭板橋的背景。

　　在此過程中，我對中國詩歌產生了濃厚興趣。從加拿大回到德國，我決定先將陶淵明的詩集全集翻譯成德文。這一切讓我對美學產生了興趣。所以當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出版并成名后，我和學生一起完成了這本書的翻譯。我曾邀請李澤厚先生來到德國，他在我工作的大學待了半年。后來我再次邀請，并一直與他保持聯(lián)系，直到幾周前他去世。

　　由于中西方思想的差異，翻譯有時很困難，但它們是可以克服的。中文還有文言文的額外難度，語言極其密集深奧，即使對于中國學者來說，也并不總是容易理解。比如《周易》，許多中國學者對這本書的內容有不同的解釋。

　　最難的是詩歌的翻譯，這與它的形式有關。形式無法翻譯，比如杜甫詩中的平起式或其他形式特征。因此，中文詩翻譯成德語只能傳達其內容，而很難傳達其形式之美，俗話說：“詩意不可譯”。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美學有何異同？現(xiàn)代中國美學與西方思想的接觸呈現(xiàn)出哪些特點？相互有何借鑒之處？

　　卜松山：西方美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在西方，它不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中國歷史上，美學可以說被認為是探究藝術和文學創(chuàng)造力的一種特殊的“中國方式”：即詩歌、書法和繪畫的本質。

　　中國美學還與文化認同有密切關系。大約150年前西方思想傳入中國時，中國人認為中國文化是由美學塑造的，而西方文化是由基督教塑造的。蔡元培就主張：“以美育代替宗教”。因此，美學對于理解中國身份——“中國性”的討論很重要。像1980年代中國受李澤厚著作影響而產生的“美學熱”，這在西方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在西方，我們可以更多地了解美學對于中國人認同感的重要性。

　　中新社記者：中西跨文化交際與對話也是您的研究領域。在您看來，中西方價值體系的起源是什么？您認為中西方之間應如何進行跨文化對話？

　　卜松山：西方價值體系的起源是基督教，今天宗教的影響已大大減弱，不再那么明顯，但了解這一背景很重要。這就是為什么我稱西方的價值觀為后基督教價值觀。中國價值體系的起源是儒家思想，它構成了中國社會的道德基礎，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核。即使在當今社會，中國人的價值觀仍帶有濃厚的儒家色彩，比如“仁義禮智信”。

　　跨文化對話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相互尊重，愿意向對方學習，并試圖通過改變視角來理解對方的觀點，理解世界的另一個文明。

　　中新社記者：翻譯對當今中西方交流有何啟示？

　　卜松山：文化的發(fā)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翻譯，就像圣經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從西方文化的翻譯過程便可窺見一斑，更不用說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和其他語種的翻譯了。在中國，印度佛經翻譯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很大影響。卡爾·馬克思著作的翻譯對近現(xiàn)代中國產生了根本影響。

　　就中西互譯而言，問題在于“不對稱”：中國人幾乎把所有西方文化的經典都翻譯成中文，但西方人對中國卻知之甚少。盡管漢學家在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過程中發(fā)揮了作用，但卻遠遠不夠。

　　這種情況是與西方幾個世紀以來的立場有關。西方的思想和觀點已經成為常態(tài)，即所謂的“霸權話語”，西方的觀點和思想影響了整個世界，中國也向西方學習了很多。

　　只有當中國在全球舞臺上變得更加重要并對自己的文化更加自信時，這種“不對稱”才會改變，同時也將增加西方了解中國的愿望。(完)

　　受訪者簡介：

　　卜松山(Karl-Heinz Pohl)，德國知名漢學家，德國特里爾大學教授，1945年出生于德國薩爾路易。曾任德國圖賓根大學中國文學與哲學教授，特里爾大學文學與媒體學院前院長、漢學系主任。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史、倫理學與中國近現(xiàn)代美學、中西跨文化交際與對話。著有《中國美學與文學理論》《全球化語境里的中國思想》《與中國作跨文化對話》《發(fā)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等學術專著專論，譯著有《桃花源——陶淵明詩集》《李澤厚<美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