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杜贊奇：解決全球現代性危機，東西之間要競爭還是合作？

　　中新社北京9月9日電 題：杜贊奇：解決全球現代性危機，東西之間要競爭還是合作？

　　中新社記者 羅海兵

　　全球現代性危機由人類過度發展產生，而人類的過度發展則建立在國家現代化范式之上。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今天三個全球性變化構成時代的主要特征：非西方大國的發展、環境可持續性的危機和權威性的超越來源的消亡(包括曾在宗教中獲得的理想、信念和倫理道德)。

　　“競爭模式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霸權已經導致了氣候變化和地球環境破壞的全球危機。現在是世界各國以及其他機構合作拯救地球的時候了。”近日，美國杜克大學東亞研究Oscar L.Tang講席教授、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學博士、原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主任、原美國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 Studies)會長杜贊奇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通過亞洲歷史經驗和當代實踐思考：解決全球現代性危機，東西方之間要競爭還是合作？

　　中新社記者：您出生于印度，求學于美國，師從漢學家孔飛力。您為什么會對中國感興趣？

　　杜贊奇：1970年代我在印度讀大學時，深受中國理想主義和扶貧政策的影響(如赤腳醫生、知識分子與農民的融合)。這也是我最初將注意力轉向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原因。后來我就來了美國讀中國歷史。事實上，我第一本關于華北農村的著作(《文化、權利與國家》)即源于將中國現代轉型的條件與印度的經驗放在一起研究和比較的需要。

　　我在根本上是一名中國和亞洲史學家，尤其希望能更多地關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都在引領著塑造著未來世界的巨大變化的歷史潮流。

　　中新社記者：您深入了解中國歷史，也走遍大半個中國，看到現代中國。您如何看中國的發展變化？

　　杜贊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我每年都會去中國一兩次，這個習慣已經保持了近30年。

　　中國許多領域的現代化建設，特別是減貧和經濟發展是驚人的。但這種快速發展也有很大代價，特別是在環境方面，以及對許多內陸農村地區和農民工而言。

　　中印兩國，特別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人口增長和城市擴張都在延續著兩個世紀以前在西方肇始的發展模式，而這種增長的性質和速度是令人擔憂的，雖然這兩個社會目前在環境保護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值得稱道。

　　中新社記者：您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在中國出版，這個時間范圍涵蓋了中共建黨之初的階段。10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您如何看待百年中共的發展？

　　杜贊奇：在過去的一百年里，中國共產黨一直是世界上最令人驚訝和最強大的組織之一。我不相信有任何其他政治組織能夠影響到如此龐大的社會，并深入人們的生活。這使它具備巨大的民眾動員能力，同時行使紀律和威權管控。

　　中國的發展一直伴隨著一種需要，即理解中國發展并提出一個世界愿景：這將是一種具有普世性的、同時也不再復制從前的全球秩序——無論是在帝國還是現代帝國下的——非正義的世界愿景。

　　中新社記者：您在討論民族主義問題時，曾引用匈牙利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的話，“資本主義就是這樣，盛極而衰，一到衰落的時候，那些開放國家會突然間關閉大門，然后就是保護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傾向。”您如何理解這個觀點？

　　杜贊奇：是的，我完全同意波蘭尼關于開放和封閉社會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運作的觀點。現在不僅僅是西方國家，東方國家也是如此。例如，在過去幾年中，工廠關閉時，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工人不得不返回農村。但也許中國的農村社會能夠更好地吸收他們，因為那里的社會和經濟關系仍然存在。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在非西方大國的高速發展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世界上“以鄰為壑”的民族主義是否有所加劇？應當如何解決？

　　杜贊奇：是的，自我調研寫出《全球現代性的危機》這本書以來，民族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確實有所加劇。但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失敗也開始顯現，這不僅是周期性的(如波蘭尼所言)，也是在當前氣候變化和疫情危機的背景下。

　　當然，這些都與全球資本主義及其自我加速的引擎有關。大多數民族主義者覺得他們反全球化。但我一直認為，民族主義與全球對資源和市場的支配及控制密不可分。我無法預測民族主義者是否會認識到這種潛在的聯系，以及他們自己被全球主義所困，但全世界的人們不得不應對它。

　　中新社記者：現代化理論一直以來就存在歐洲中心主義偏見。比如馬克斯·韋伯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您如何看待“韋伯之問”(為何中國、印度這樣的東方社會，沒能在政治、經濟、科學乃至藝術領域走上獨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您認為現代性只有西方一種模式嗎？

　　杜贊奇：韋伯最初將理性視為實現不同目標和價值的方法(例如，人與自然的和諧)。他越來越認為，在西方，理性作為一種方法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目標本身。他認為理性能最有效地實現個人和社會的利益最大化，達到同時代其他社會無法企及的高度。他還認為，理性作為一個目標可能會對人類機構產生很大限制；他對此百感交集。現在是我們重新考慮新舊目標和價值(可持續性、民主參與等)的時候了，看我們是否可以利用理性模式來實現這些目標和價值。

　　中新社記者：通過研究亞洲國家和地區，您認為，對于由競爭性民族國家建構導致的全球現代性危機，亞洲的歷史經驗和當代實踐能否提供解決之道？

　　杜贊奇：我曾寫過，亞洲社會的對話式超越代表了歷史上非排他性和非絕對主義的傳統。現今，亞洲社會的民族主義和競爭性正在侵蝕這些傳統。但是“公民社會”、窮人和原住民社區中出現了新的力量，在舊概念和實踐的基礎上爭取社會正義和可持續性。我認為，在這個“人類世”的危機中，這些運動可以對政治家和政府間機構施加一些影響，特別是通過那些不得不吃我們不負責任苦果的新一代。

　　中新社記者：解決全球現代性危機，東西方要競爭還是合作？

　　杜贊奇：競爭的本能當然存在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中。在過去三百年的民族主義－資本主義競爭中，競爭成為全球社會的主導和霸權力量。但在適當的條件和制度下，人類也有可能發展協作和合作的本性。競爭模式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霸權導致了氣候變化和地球環境破壞的全球危機。現在是世界各國及其他機構合作拯救地球的時候了。

　　中新社記者：您提出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普世的世界，并在書中表示，中國的“天下”理想也許是最后一個以制度形式存在的19世紀末的古老的普世主義觀念。近年來，中國在諸多重要雙多邊場合多次提及“全人類共同價值”，這能否為問題解決提供新的智慧？

　　杜贊奇：中國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天下”概念及修辭是非常積極的一步。但許多其他社會也提出了一種普世愿景(尤其是美國認為民主是普世之善)。當然，真正的考驗在于，從一個政治中心出現的普遍愿景如何涵蓋世界上的多種價值。我相信，西方設想的霸權主義并非治理地球的唯一方式。即使是在目前的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框架下，如果民族國家賦予其一些真正的(主權)權力，就可更有效地以合作模式處理集體問題。(完)

　　(牛秀敏參與本文寫作)

　　受訪者簡介：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印度裔，早年就學于印度，后去美國求學，師從漢學家孔飛力。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學博士。2017年獲得奧斯陸大學全球現代性危機榮譽博士學位。曾任芝加哥大學華人研究委員會(1991-2008)歷史系教授和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萊佛士教授和主任(2008-2015)，美國亞洲研究協會主席(2019-2020年)。其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曾先后榮獲1989年度的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以及1990年度的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此外還有《從國族中拯救歷史：質疑現代中國敘事》(1995)，《主權與真實性》(2003)，《全球現代性的危機》(2014)等作品。他的著作被譯為中、日、韓和歐洲多語種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