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鄭重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這是中國應對全球氣候問題作出的莊嚴承諾。2020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及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均將做好碳達峰、碳中和有關工作列為今年的重點任務。

　　在4月18日至21日的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期間，與碳中和目標有關的綠色發展議題也在多場分論壇中出現，與會專家普遍認為，應對氣侯變化、實現碳中和刻不容緩，需要全球同心協力、攜手應對，中國的承諾意義重大，必將深刻改變中國、深刻影響世界。

　　小知識：什么是碳達峰、碳中和？

　　“碳達峰”是指某個地區或行業，年度碳排放量達到歷史最高值，是碳排放量由增轉降的歷史拐點，標志著經濟發展由高耗能、高排放向清潔的低能耗模式轉變。

　　“碳中和”是指某個地區在一定時間內，人類活動直接和間接排放的碳總量，與通過植樹造林、工業固碳等方式吸收的碳總量相互抵消，實現碳“凈零排放”。

　　在甘肅省敦煌市向西約20公里處，被稱為“超級鏡子發電站”的首航高科敦煌100兆瓦熔鹽塔式光熱電站在戈壁灘上閃耀。電站設計年發電量達3.9億千瓦時，每年可減排二氧化碳35萬噸，是我國目前建成規模最大、吸熱塔最高、可24小時連續發電的100兆瓦級熔鹽塔式光熱電站。 新華社記者 馬希平/攝

　　“碳中和”不再是一個選項，而是必須項

　　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聯合國第八任秘書長潘基文指出：“造成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氣候變化導致的環境退化。氣候危機和大流行疫情，恰如一枚硬幣的兩面。這次疫情正是大自然向人類發出的警告。”

　　“應對氣侯變化、實現碳中和刻不容緩。”潘基文說，“人們曾經一度認為，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可以取舍，但為了子孫后代，我們這一代必須采取更果敢的行動進行綠色轉型。實現碳中和已經不再是一個選項，而是一個必須項。”

　　《巴黎協定》確立了2020年后國際社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框架，提出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而努力。

　　然而，2019年全球碳排放量創歷史新高，2020年全球平均氣溫已經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約1.2度。對此，前聯合國氣候變化助理秘書亞諾什·帕茲托強調，“如果要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需要付出更巨大的努力。疫情之后的經濟復蘇，必須與低碳發展聯系起來，否則全世界還將付出代價。”

　　“獨行者步疾，結伴者行遠。”潘基文引用這句非洲諺語呼吁，“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者任何個人，可以獨自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我們需要同心協力開展全球合作。”

　　作為長江流域生態環境“指標生物”的江豚，在湖北省宜昌市濱江一帶水域出現。圖為2020年8月3日，在宜昌市西陵區鎮江閣外沿長江水域，江豚逐浪嬉戲。 新華社發 雷勇/攝

　　中國的承諾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巨大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4月16日在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時指出：“我宣布中國將力爭于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這無疑將是一場硬仗。”

　　“我高度贊賞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所展現的領導力。”潘基文表示，“因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很大，工業規模也非常大，要實現這一目標很不容易。”

　　“歐洲從1990年碳達峰到2050年碳中和目標有60年的時間，而我們只有30年的時間。這么大的規模要在30年內壓縮，這是人類史上沒有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說。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博格洛夫也認為：“中國承諾到2060年實現凈零排放，這應該說是對應對氣候變化最大的貢獻了。”

　　將從根本上重塑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3月15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拿出抓鐵有痕的勁頭，如期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和亞洲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中，但中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更緊迫，”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表示，“因此我們需要付出更加艱苦的努力。”

　　“這個變化的劇烈程度可想而知。”朱民指出，中國經濟處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階段，且當前服務業占GDP占比較低，因此經濟對能源消耗的依賴性遠遠高于歐洲等發達國家，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碳排放的減少，需大幅提高能源效率。

　　朱民指出，中國經濟走向高收入階段將帶來一系列經濟結構變化，在此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和科技的發展尤其重要，碳中和給提升勞動生產率和推動科技發展提供了重大的抓手，“通過能源革命，可以從根本上重塑中國經濟”。

　　需要改變傳統的“取舍”思維

　　“說到碳的問題，一個是存量，一個是新的增量。其中存量大多來自于過去200年工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排放。”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指出，發展中國家尤其低收入國家可能會擔心，如果他們把所有的資源都用來應對氣候變化，會對國家經濟產生影響。

　　“要么排放，要么經濟發展放緩，人們把這個看作是二選一的選擇，這是取舍的思維。”在金立群看來，應該要把這種取舍的思維改成一種相互促進的思維，也就是說，從高碳到零碳的轉型，是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

　　“這是眼前利益和長期利益的關系。”金立群呼吁發展中國家從長遠角度來看問題，“把對綠色經濟的投資看作是對于未來的投入，那么就會看到未來的收益。”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則指出，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世界共同的責任，但也是有差異的責任，發達國家應該承擔起較大的責任，應該在技術等方面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