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柬泰邊境地區再度爆發軍事沖突，對區域安全穩定構成嚴重威脅。在此背景下，中國作為與柬泰兩國保持密切友好關系的鄰國，積極展開外交斡旋，展現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中國的調解努力不僅是應對此次危機的具體行動，更是對具有亞洲特色安全理念的進一步豐富與實踐，為緩和地區緊張局勢、重構區域安全秩序提供了重要啟示。

　　柬泰邊境沖突不僅源于歷史遺留的雙邊領土爭議，也深刻折射出東南亞區域安全架構的深層脆弱性。在全球地緣政治博弈加劇、陣營化對抗風險上升的背景下，此次烈度較高、持續時間較長的沖突已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形成局部人道主義危機。就區域合作發展而言，雙邊軍事對抗沖擊了東盟長期秉持的“協商一致”原則與和平解決爭端的傳統。若沖突延續，將削弱東盟內部凝聚力，引發成員國間政治互信的“碎片化”，侵蝕區域合作基礎。尤為值得警惕的是，東盟內部協調機制的失效極易形成地緣政治真空，為域外大國介入甚至代理人博弈創造空間，不僅阻礙區域合作進程、影響發展大局，更有可能破壞東南亞作為全球重要增長極的穩定環境，進而牽動印太地區乃至全球的權力平衡與秩序走向。

　　然而，要真正實現持久和平，必須超越傳統的調解模式。長期以來，國際沖突調解往往徘徊于“強制干預”與“消極旁觀”兩個極端，其效果有限甚至適得其反。柬泰此前達成的停火協議屢遭打破，表明臨時性安排難以替代由政治互信與制度保障支撐的持久和平框架。因此，當前局勢不僅需要兩方立即停火，更需要能夠觸及矛盾根源、推動關系根本改善的建設性力量。

　　在此關鍵節點，中國在柬泰沖突中的斡旋展現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設性范式。一方面，通過積極勸和促談，努力控制沖突外溢、推動停火止暴，防止局部矛盾升級為區域性危機；另一方面，始終主張在東盟框架下解決爭端，堅定支持東盟在區域安全事務中的中心地位。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調停并非要替代東盟既有機制，而是旨在與其協同互補、形成合力，共同依照“東盟方式”探求可持續解決方案。這一實踐所蘊含的，正是中國倡導并不斷豐富的亞洲安全理念。2014年，中國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強調通過對話合作促進可持續安全。2025年4月召開的中央周邊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安危與共、求同存異、對話協商的亞洲安全模式，為亞洲國家共同維護和平穩定提供了實踐路徑。這既是對現有區域治理體系的豐富和完善，也為東南亞國家抵御外部干預、維護戰略自主提供了重要支撐，為區域整體穩定與持久安全奠定了堅實基礎。

　　尤為重要的是，中國開展調停的獨特優勢，源于與兩國深厚的利益交融與長期累積的政治互信。作為柬埔寨和泰國重要的貿易伙伴與投資來源國，中國憑借以發展為導向的“聯結性影響力”，通過彰顯和平發展的共同紅利與沖突對抗的現實代價，引導雙方在復雜局勢中形成理性共識。中國不僅致力于搭建對話平臺，更通過持續務實的雙向溝通，有效降低兩國重返談判的政治成本，協助雙方在民族情感與現實發展需求間尋求平衡點。

　　此次斡旋，充分彰顯了中國“以發展筑牢安全”的戰略智慧。作為共建“一帶一路”的關鍵區域，中南半島的泛亞鐵路網、經濟走廊建設及產業鏈協同等重大合作項目，高度依賴邊境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柬泰沖突不僅會造成人道主義代價，也意味著發展機遇的流失。

　　對此，中國始終強調維護合作項目安全、防止沖突影響區域發展大局，著力引導雙方超越歷史積怨與短期情緒，將視野投向更長遠的共同發展前景。通過將安全議題與發展議程深度融合，使基礎設施聯通、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轉化為牢固的共同利益紐帶，實現安全觀念從“消極和平”向“積極和平”的深刻跨越，從而為沖突化解提供內生動力與持久支撐。這不僅是中國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的生動實踐，也是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與全球治理倡議在次區域層面的具體落地。

　　中國對柬泰沖突的斡旋調停，是對亞洲安全觀的系統性闡釋與生動踐行。它表明，亞洲的安全不應建立在對抗邏輯與陣營分割之上，而應植根于共同發展、開放包容的合作框架中。在當前全球不確定性顯著上升的當下，中國以戰略定力與務實行動，日益成為維護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發展不可或缺的穩定性力量。槍聲終會沉寂，而由對話、互信與合作構筑的和平之橋，必將穿越歷史的迷霧，連接起更加安寧與繁榮的共同未來。

　　(作者王瀚浥系上海外國語大學美國與太平洋地區研究所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