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4日電 題：中國花燈如何成為日本春節祭的風景詩？

　　作者 廖赤陽 日本武藏野美術大學教授

　　“月夜春好，花燈不滅。”正月十五元宵節，各地展開一幅幅燈光盈市、燦爛如晝的畫卷。作為農歷年的首個月圓之日，元宵節承載著人們的美好期望，成為海外華人社區慶賀新春、堅守傳統的延續。

　　“三十的火，十五的燈。”元宵節是一年中燈火最旺的時節，鬧花燈是元宵節的傳統習俗。相傳，其興起與佛教有關。燈明在佛法中是智慧、希望和美好的象征，能破除無明，驅走黑暗。

　　燈成為元宵節的主角。各式花燈在工匠的手中栩栩如生、美輪美奐。人們不約而同上街賞月、觀燈，孩童成群結隊，提著燈籠盡情嬉戲，“男婦嬉游”“摸釘”“迎紫姑”成為元宵特有的人文景觀。從最初的宗教祭祀活動，發展成為大眾性的娛樂狂歡，元宵節淡化了等級、性別等身份界限和傳統禮教，隔閡在熱鬧的節日氣氛中消失。

日本長崎市中心舉行的長崎元宵節上，有上萬盞中國燈籠。視覺中國供圖

　　鬧花燈的習俗也伴隨著華人社會，漸與住在國當地風俗融合，得到傳承與發展。在歷史悠久的東亞文化圈，中華傳統文化被普遍吸收和接納，各國保留了諸如春節、元宵、中秋、端午等傳統節日，共享了很多相似的觀念和習俗，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元宵節也因此獲得了新的文化意義。

　　以日本為例，日本江戶時代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長崎是日本唯一的對外開放港口，來航的中國貿易船被稱為唐船，來到長崎的華人被稱為唐人，三座唐寺也隨之修建。17世紀30年代，江戶幕府為加強外貿管理，建造了“唐人屋敷”，俗稱唐館，作為唐人的集中居留地，唐人的慶祝活動在唐館內舉行，其中的音樂(明清樂)、舞龍燈、媽祖迎送等傳統節慶活動對今日長崎地方傳統文化形態產生了重要影響。

日本長崎市的“燈籠節”。視覺中國供圖

　　改革開放后，赴日的新華僑將中國的節日習俗帶到日本。新華僑社團舉辦在日華僑華人春晚及少兒春晚等大型慶典活動，在東京塔點亮中國紅，也在隱元禪師創立的京都黃檗山萬福寺舉辦燈節。

　　日本三大中華街(神戶南京町、橫濱中華街、長崎新地中華街)是中國節慶活動規模最大、最具視覺沖擊力的地方。此外，新興的名古屋春節祭也日益受到矚目。

　　20世紀80年代，三大中華街開始重建，從中華牌樓到富有中國特色的建筑、街區與商店，逐漸成為日本著名觀光品牌。長崎中華街春節祭已發展成當地三大節慶之一。從初一到元宵，整個長崎被燈籠裝飾成夢幻般的世界，各種歌舞演出相繼亮相。除中華街外，全市的街道社區、企業、學校與政府部門均參與其中，活動吸引大批游客，為長崎帶來巨大經濟效益。

日本長崎市的“燈籠節”。視覺中國供圖

　　十五元宵舞青龍。元宵節時，華人在龍腹內掛上燈籠在整個唐館巡回舞動。源自唐館的龍舞后來成為長崎重陽節的壓軸節目，至今在長崎的各學校和社區傳承，成為當地極力保存和推廣的一項重要文化遺產。

　　神戶與橫濱的春節祭以燈籠為主要裝飾，集歌舞、餐飲、觀光與購物為一體。雖然長崎等地均強調自己是最正宗的中國節，但從春節祭的內容上看，顯然融入了濃郁的當地色彩。實際上，各大春節祭都是以中國元素為主，結合各地的歷史、文化、自然與社會資源，被重新打造出來的新傳統，是在地方主導和營造社區的目標下被創造出來的跨國經貿與文化網絡。而中華街既是華僑華人傳遞中國節慶文化的地標，也是日本地域文化與華僑文化結合的空間。

日本橫濱中國城的龍形燈籠，作為慶祝中國春節的一部分。視覺中國供圖

　　明治以來，日本保留了很多東亞文化圈的傳統節日，不過都改為了西歷，日本的正月是西歷的新年。因此，春節祭不僅是外來文化，更是本土文化獨特性和多元性的表達，成為中國文化元素與當地文化在互動中產生的地方化-地球化現象。而這些活動要想持續擴大，也有兩個條件，一是能夠通過傳統文化價值凝聚人心，二是能夠產生足夠的經濟效益。

　　繼承、斷層與創新是海外華僑華人對中華文化的不同呈現，其形式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演變。這些習俗不限于華人社群，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也有著豐富多樣的表現。

　　日本將元宵節稱為小正月，要喝紅豆粥，并且祈禱桑蠶和農事的豐收；韓國民眾在元宵節要喝“清耳酒”；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除了舞龍、舞獅，“拋柑接蕉”的習俗也別具特色。華裔青年男女在香蕉或柑橘上寫下自己的姓名和聯系方式，并將其拋入水中，祈求“撈到”一個好姻緣，成就一段佳話。

　　在日華僑華人數量已超過100萬，他們的節日記憶是刻骨銘心的。從“五緣”(親緣、地緣、神緣、業緣、物緣)文化的角度看，節日是他們維系人情、聯絡家鄉獨特方式。在日華僑華人通過舉辦新春聯歡會等活動，加強交流、增進感情，也用節俗為下一代提供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節目與課程。(完)

　　作者簡介：

　　廖赤陽，日本武藏野美術大學教授，東京大學文學博士，主要研究華僑華人史、留學生史、東亞地域傳統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曾任日本華人教授會代表、全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全華聯)副會長。華人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長崎華商與東亞交易網絡之形成》[日]，《錯綜于市場、社會與國家之間》(主編)、《大潮涌動：改革開放與留學日本》(主編)、《跨越疆界：留學生與新華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