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17日電 題：俄羅斯人姓名有何講究？

　　作者 趙鳳彩 上海政法學院副教授

　　一提起俄羅斯人的姓名，大多數(shù)人會脫口而出諸如諾夫、斯基、波娃這樣的名字，實際上它們只是俄羅斯人的姓。俄羅斯人的人名系統(tǒng)，除了姓之外，還有名和父稱，即“名+父稱+姓”。此外，還有大名、小名、愛稱和昵稱之分。這么多稱謂不免讓人眼花繚亂，不知所措。

　　俄羅斯人的姓名構(gòu)成

　　以俄羅斯著名詩人、俄羅斯聯(lián)邦國歌的作詞者謝爾蓋·弗拉基米羅維奇·米哈爾科夫為例，謝爾蓋是名，也叫大名，弗拉基米羅維奇是父稱，米哈爾科夫是姓。在正式文件、證件、結(jié)婚登記、會議、報告以及正式場合相互介紹時，通常使用謝爾蓋·弗拉基米羅維奇·米哈爾科夫，即“名+父稱+姓”的全稱形式，文書中更加正式的稱謂順序還可能是“姓+名+父稱”。而在日常交往中，為表尊敬，晚輩對長輩、學生對老師、下級對上級、陌生人之間以及正式場合，用謝爾蓋·弗拉基米羅維奇，即“名+父稱”。在非正式場合、家人朋友之間，則單獨使用名字，或使用諸如謝廖沙、謝爾古沙等愛稱和昵稱。

　　口語中姓還可以和職務(wù)、軍銜等詞連用，如薩多夫尼奇校長、彼得羅夫上校等。總之，稱呼俄羅斯人時，要注意區(qū)分名字、父稱和姓，還要分清使用的場合、時間、對象，特別要注意性別和年齡，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姓名文化的起源

　　姓名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符號體系，記錄并承載著一個民族興替榮衰的文明軌跡及其獨特的歷史文化精神。各國各民族對世界的認識有共性之處，但基于不同的社會生活、自然環(huán)境、思維方式和宗教信仰等，人名系統(tǒng)也呈現(xiàn)出迥異的文化圖景。

　　中國人的姓氏文化源遠流長。從姓名產(chǎn)生的時間看，漢民族是姓氏的產(chǎn)生在先，名字在后。在生產(chǎn)力低下的遠古時代，人們?yōu)榱伺c自然抗爭選擇了群居，漢民族形成了集體意識，因此區(qū)別群體的姓便最先產(chǎn)生。

　　《說文解字》中記載：“姓，人所生也……從女，從生。”可見，“姓”是一個會意字，其產(chǎn)生可追溯至母系社會，初始的社會功能是用來“明血緣”“別婚姻”；“氏”則起于父系社會，初始的社會功能是用來“別貴賤”。直至東周之后，姓氏合一，遂逐步形成了漢民族姓氏體系的基本模式并沿用至今。

　　與中國漢民族姓名形成順序不同，俄羅斯人姓名三元素中最早形成的是名字，隨后是父稱，最后才有姓氏。古羅斯人散居在廣闊的東歐平原和南歐草原地帶，追求個性的獨立，家族意識較弱，因此用以區(qū)別個體人的名字早在有文字記載之前便已產(chǎn)生。

　　父稱是俄羅斯人姓名系統(tǒng)的特有形式，用來強調(diào)家族、父業(yè)子承等關(guān)系，即“某人的子女”，同時也是為了區(qū)別同名現(xiàn)象。對父稱的記載最早可追溯至10世紀中葉，作為專門詞匯到17世紀才出現(xiàn)，18世紀彼得大帝改革時期方得以通用。

　　俄羅斯人的姓，直到14至15世紀才出現(xiàn)。彼時，王公貴族為確保對世襲領(lǐng)地的永久占有，萌生了以姓氏代表整個家族利益的愿望。因此，古老的俄羅斯姓氏，象征著上層社會的特權(quán)，而且有很多為領(lǐng)地名，如舒伊斯基、秋明斯基等，頗具辨識度。17至19世紀初，城市商賈階層和教士僧侶等神職人員相繼獲得姓氏權(quán)，而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農(nóng)奴，直到1861年俄國廢除農(nóng)奴制，以及十月革命之后才逐漸擁有姓氏。

　　俄羅斯人重“名”輕“姓”

　　姓名產(chǎn)生的先后，使?jié)h民族與俄羅斯民族在對待姓氏和名字時，產(chǎn)生了不同的價值取向。

　　漢民族珍視家族繁衍和姓氏承襲，集體意識、宗法觀念和家庭觀念較強，較重姓而輕名，將姓放在前，名放在后，以此辨別血緣，維系宗族。至今，中國人初次見面也是先問句“您貴姓”。

　　由于以姓氏為尊，古代國君或皇帝的姓被稱為國姓，對臣子的最大獎賞就是賜予國姓，如周代王室的姓為姬，受周王賞賜的各諸侯至高可與周天子同姓；唐朝皇帝姓李，唐朝人以受賜李姓為家族的至高榮耀。

　　相比之下，俄羅斯人更重名而輕姓，將名字放在前，姓放在最后，以凸顯個人的獨立和自由。姓的使用頻率大大低于“名”和“名+父稱”的形式。陌生人見面不問姓氏，而是先問“您叫什么名字”。

　　基于此，俄羅斯人姓氏的獲得也更加隨意，由古代綽號演變而來的姓氏竟占姓氏總量的四分之三，達三萬之多。在有名無姓時期，對有地位和名望的人以“名+父稱+綽號”相稱，如“伊萬·米季特之子·矮子”(按現(xiàn)行俄漢翻譯規(guī)范，中文譯為“米季特之子·矮子伊萬”)。父稱在解決“誰家人”問題的基礎(chǔ)上慢慢演化為姓氏，也確定了俄羅斯人最常用的十大姓氏幾乎都源自父稱，如伊萬諾夫、庫茲涅佐夫、波波夫、瓦西里耶夫等。

　　相比父稱加綽號的復(fù)雜形式，古羅斯人更常使用名字加綽號，或直接用綽號，如莫斯科公國的奠基人被稱為“尤里·長臂的”(中譯為“長臂尤里”)，第一個伊萬大公被稱為“伊萬·錢袋子”(中譯為“錢袋子伊萬”)。普通百姓則人人有綽號，由綽號演變而來的姓氏五花八門：如莫斯科大學創(chuàng)始人羅蒙諾索夫的姓氏來自“鼻子受傷的人”，作家普希金這一姓氏源于其祖先如“大炮”一樣率真剛烈的性格。

　　農(nóng)奴解放后，普通人獲得姓氏的方式延續(xù)了這種隨意性。如獲得自由的農(nóng)奴直接登記為原農(nóng)奴主的姓，使整村人使用同一個姓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對沒有姓的士兵進行登記，或根據(jù)外貌授其姓氏，或?qū)④娛滦g(shù)語作為姓氏，因此這一時期出現(xiàn)很多斯米爾諾夫(意為“立正”)、諾維科夫(意為“新兵”)、卡拉烏洛夫(意為“哨兵”)的姓氏，還出現(xiàn)了大量同一天、同一時期入伍的新兵被授予同一姓氏的情況。十月革命后，由于連年戰(zhàn)事，出現(xiàn)了大量孤兒，保育院索性以別濟緬斯基(意為“無名字的人”)、別斯法米利內(nèi)(意為“無姓的人”)為姓。

　　漢俄姓名系統(tǒng)差異背后的文化內(nèi)涵

　　基于以姓氏為尊的傳統(tǒng)，漢民族姓氏發(fā)展雖受一定局限，取名卻有了更多自由空間。受儒家尊古敬祖?zhèn)鹘y(tǒng)及倫理文化的影響，漢民族取名時有一些忌諱，如國君、皇帝的名字中包括的字和音需避諱，先祖的名字也要避諱。除此之外，漢民族取名方式不拘一格，主要講求字的含義，詩詞、成語、典故、希冀、姓氏等都可成為取名的因素，因而形成了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數(shù)量上也大大多于姓氏。

　　與姓氏的隨意性相比，俄羅斯民族對待取名字這件事嚴肅多了，且充滿了儀式感。這主要是由于俄羅斯民族千余年來受到的宗教文化影響。988年，古羅斯接受了來自拜占庭的基督教，后又稱東正教。按照教規(guī)，嬰兒出生后要到教堂接受洗禮，依據(jù)教會歷書上當月所列圣徒的名字賜予嬰兒教名，這些名字大都由羅馬、拉丁和東方教會的名字演變而來，如亞歷山大、格奧爾吉、阿列克謝、葉卡捷琳娜、安娜等均由教名沿襲而來。教名的取名方式也影響了姓氏，俄羅斯人姓氏中的很多也由教名演變而來，據(jù)統(tǒng)計，迄今已達一萬多個。由此可見，對于有著一億多人口的俄羅斯民族，在有四萬多個姓氏可選的情況下，重姓遠遠少于重名。

　　與此相反，目前中國學者收集到的姓氏約有一萬個，但常用姓氏只有500個左右，漢民族同姓不同名的情況更加普遍。

　　漢俄不同的姓名系統(tǒng)，折射出兩國世界觀、價值觀、民俗、信仰和語言等方面的文化信息。正如俄羅斯姓氏學家M·B·郭爾巴涅夫斯基所言：“每一個姓氏都是一條歷史文獻，甚至可以說是一座歷史的豐碑。”了解俄羅斯人名系統(tǒng)的使用和適用，認識中俄兩國姓名系統(tǒng)的深層文化內(nèi)涵與差異，對于消除和減少跨文化交際中不必要的誤會，增進兩國文化與文明的交流互鑒，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完)

　　作者簡介：

　　趙鳳彩，上海政法學院語言文化學院(國際交流學院)副教授、俄語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俄羅斯社會與文化、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外譯、俄漢互譯。出版學術(shù)專著《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俄羅斯基礎(chǔ)教育德育改革探微》，譯著四部，主編教材一部，在《俄羅斯研究》《俄羅斯特維爾大學學報》等國內(nèi)外學術(shù)核心期刊發(fā)表文章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