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5月11日電 (朱延靜 馬壯)一邊掌管家族海運事業，一邊身體力行推廣中華文化；他的祖父是香港“船王”趙從衍，如今他接班父親打理家族生意。他，是華光海運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長趙式慶。

　　香港海運業發展如何？如何平衡文化事業和海運事業？為什么鐘愛鄂倫春文化？趙式慶近日接受中國新聞網“港澳會客廳”專訪，暢聊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

　　采訪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網記者：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來北京的行程嗎？

　　趙式慶：可以。這次是疫情后，我們香港船東會代表團首次回到北京，見一見這邊航運界各方面的朋友，跟大家匯報一下我們疫情間香港都做了哪些事。明天我就要到內蒙古，去呼市見見朋友，我在內蒙古一直在做文化保育方面的一些工作，尤其是針對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在這方面跟鄂倫春族的合作尤其多。去呼市，這一次也是作為內蒙古政協的一個身份，參加一個會議，也趁這個機會看看未來在民族文化事業發展上，有哪些新的東西可以推動。

　　中新網記者：我們了解到您非常關注鄂倫春文化，鄂倫春有“北半球漁獵民族活化石”的稱號，為什么您會重點關注鄂倫春？

　　趙式慶：從理性來說，鄂倫春從人類學的角度是很有研究價值的，但是我自己投入內蒙古、投入鄂倫春民族文化的事業，更是從個人、從情感上開始的。

　　我去到呼倫貝爾，去到大小興安嶺，就在我大學畢業(期間)，那個時候我還比較年輕，接觸到中國北方跟自然生態最密切的民族(之一)，對我來說打破了我自己的一個世界觀，打破了當時我對文化很膚淺的認識，我就很感興趣，人類怎么在這么艱辛、這么自然，物質生活這么簡單的情況下，能發展出從精神層面、從文化層面這么豐富的文化。

　　中新網記者：對于大眾來講，您覺得對傳統文化保護或者說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可以做一些什么樣的貢獻？

　　趙式慶：首先是主動去接觸，對它不要排斥，不要覺得傳統文化就跟自己好像似乎沒有關系，我覺得要對它有興趣，這是個起點。

　　大概是在2012年左右，我當時在香港理工大學執教，所以每一年我大概會帶20到100個香港大學生到內地，到北疆最遙遠的一些農村，去做田野調查。

　　一方面是學而致用，把他們課堂里面學到的一些知識，在各個領域方面，因為我的學生都來自不同專業，有學計算機的，有學工程的，有的是學語言的，按當地的一些社區老百姓的需求提供服務。另一方面我動員我的學生去做口述歷史。在這個過程中，我看見我的學生們有很大的變化。走的時候基本上是哭的，而且非常投入那種文化。

　　透過這個案例，學生們站在一個多重文化的角度，或者不是以自己本體文化的位置去了解別人的文化，再回到自己的文化本位的時候，可以錯位去思考，多從文化的角度去看問題。所以我覺得(對于)非遺，大家不要以一個格局化的、固化的形式，而是了解到非遺在我們歷史文化空間中曾經扮演過的角色去看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發現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去學習。

　　中新網記者：您家族從商，您接受的又是西方的教育，但是您為什么會對少數民族的文化有如此濃厚的興趣？

　　趙式慶：核心原因我覺得是因為我自己自小在香港長大，是在一個很繁華的都市的環境。去了英國，又是去了另外一種文化的環境。雖然說在中學的時候，在英國也是寄宿在農村，村落里面，跟香港的環境當然不同，但是我就覺得還是回到中國北方那種人跟大自然所謂“天人合一”這種狀態不太一樣，我才發現我們追求的一些最美好的東西，往往是最真實的。對我來說是啟發性的一次旅行，打開了我新的思路，就覺得我們要走向更環保，人跟自然要做到更和諧，在少數民族表面上非常簡單的文化里面，非常簡單的生活習慣里面，其實積累了很深層、上千年的智慧，值得我們去學習。

　　今天來說，我們在工業革命以后，我們的生產鏈條缺乏循環經濟這種概念，但少數民族包括傳統文化里面，永遠是追隨著大自然的一個規律，像蒙古族在草原上資源缺乏，供暖怎么去解決？在蒙古包里面最簡單的是撿牛糞，把垃圾、把我們認為沒有價值的東西變成最有價值的東西，我覺得這是在當代所有人值得去學習的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中新網記者：您的祖父趙從衍先生有一個抱負，“要把華人的光彩發揮到全世界”。在您看來，您的家族或者說是華光，在這方面您覺得做得如何？

　　趙式慶：我不能說我們家族做得有多好，但是我覺得在不同的年代，我們都在努力。

　　在我爺爺的年代，最簡單的我們要買船，我們要造船，我們的貸款都沒有辦法直接跟銀行去做，需要通過西方的公司做我們的代理。所以當時通過我爺爺一輩人20年、30年的努力，從一艘船、兩艘船甚至沒有船，到了七八十年代走到“世界船王”的行列。

　　到了我父親輩，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需要通過制造業引入大量美元，帶來貨幣，帶來經濟上的互動，那個時候我也很自豪地說，我們華光在我父親的引導下，也是率先回到中國內地造船廠造船的。

　　當時在中國，造船的技術跟現在相比，只是30年的時間，卻是兩個世界。當時能建造到所謂的萬噸輪，就非常不容易。我們也可以說，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制造能力從剛開始國際化的水平走到世界頂尖，當時我們能做到4萬噸、5萬噸的成品郵輪就很不容易，現在是遼寧艦，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工業的起飛真的是了不起。

　　我父親當年的很多的一些老朋友，甚至也是我們的好朋友，我近段時間跟幾位老先生聊天，回憶他們和我父親那時候的一些抱負和追求的時候，看到的確實是一步一個腳印，現在海洋強國就在我們的眼前。

　　中新網記者：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同時國家也非常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您覺得在金融+航運上，香港目前的發展怎么樣了？

　　趙式慶：作為重要的金融中心，也作為一個有歷史積淀的航運中心，金融也好，航運也好，是香港兩個重要的經濟的支柱。實際上在10多年前，我們看到中國有金融背景的一些公司，開始參與航運版塊，剛開始是做所謂的金融性租賃，給船東提供一個金融上的一些支持，現在他們的業務也開始多元化去發展。

　　大概是2015、2016年期間，香港也關注到這方面的發展，當時香港船東會的主席正好是我姐姐趙式明，她就跟船東會其他的專家提議，是否能把香港打造成為未來船舶租賃的一個中心，因為我們看到大的趨勢，在新造船方面，中國租賃公司所占的比例非常龐大。

　　所以在大的前提下，我們覺得站在“一國兩制”的優勢下，也站在香港既是航運中心，也是金融中心的前提下，是否通過立法創造更便利的營商跟稅務的條件，吸引全世界，尤其是中國內地的租賃公司，服務于全球航運的發展。所以通過他們幾年的工作，也是在香港，在近年我們發展中比較艱難的一段時間，立法會沒有任何質疑地通過了新的立法，做到最優惠的條件給租賃公司。所以這個是香港我們也比較自豪的地方，目前在全中國境內，香港的租賃條件是最成熟、最優越的，可以說是，做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

　　中新網記者：您覺得您在推廣武術、講好中國武術的故事方面，做得如何？

　　趙式慶：我覺得中國的(武術)故事，很大程度上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是通過功夫這個窗口或者可以說是功夫電影窗口說出去的，所以毫無疑問，今天在世界朋友的眼光里，中國的文化其中一個最亮麗的標簽就是我們的中國功夫。但同時我覺得中國功夫和中國武學版塊的內容非常豐富，它不僅僅是過去世人眼中的那種通過功夫來強身健體，我覺得更大的是我們中國的武學能講出一些道理。

　　一方面是有我們深層中國文化的背景，有我們獨特的哲學方面的思考，中國的武術自古以來跟我們的儒、釋、道是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孔子的“六藝”里面有很多內容是跟中國的武術相關。另一方面，我們的佛學，或少林寺的功夫里面，又把來自于古代印度一些哲學思維，以及他們的一些身體訓練的內容，跟我們中國的武術有深層次文化的共融，所以中國的武術，我覺得要把故事說好，還有很遠的路要走，有很多的內容值得我們去挖掘。

　　中新網記者：在文化推廣的過程當中，您覺得高校扮演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趙式慶：高校絕對是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我們知識的積淀，到目前為止，核心還是大學，大學要扮演一個很重要的“領頭羊”作用。但是對于像武學這樣的學科，包括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樣的研究對象，實際來說它都是一些新的科目，新的科目在創新的時候，很多傳統學府就要脫離一些現有的包袱。

　　所以我們做大學，我覺得尤其對于香港的學府，還是要拋離一種商人的心態。就是不能只是從現實主義角度出發，(比如)我今天做這個研究，我明天的學術研究到底能給我學校得到多少的光彩，讓我在世界排名上排到第一、排到第二，這恐怕做不到。我們對于真正的傳統文化，包括圍繞著傳統文化的學科的建設，我們是需要投入的。

　　中新網記者：國家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您覺得香港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優勢？

　　趙式慶：香港，第一優勢是在文化基因，在歷史發展中，本身就是一個中外文化共存、交融的地方，所以對香港來說，中外文化交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每天都活在這樣的空間里面，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一方面我覺得香港要進一步融入到內地，把祖國很多優良的文化吸引到香港，在香港給它們更好的發展空間，也讓老百姓更多地有機會去接觸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跟現代中國文化。

　　但同時通過香港這樣一個非常特殊的“熔爐”，我們所孵化出來的一些文化的形態，不同的藝術展覽也好，表演藝術也好，視覺藝術也好，我覺得香港表現出來的手段也不僅僅是中外了，包括傳統與創新怎么去融合，我覺得這些都是香港的強項。現在國家已經給予了這種傾斜，怎么把潛在的能力能發掘出來，要做的就是所謂的機制的建立，因為現在香港恐怕對于內地的文化交流，包括對于海外的文化交流，我覺得其實也是在初步構建的階段，我們也要打開自己的思路，怎么去有一個重盤，站在一個比較高端的考量，我覺得這個是香港要做的。

　　中新網記者：在文化事業和海運事業二者之間，您是怎么做到平衡的？

　　趙式慶：其實時間總是一個挑戰，總是覺得時間上不夠用，但是總體而言，我平常的工作還是圍繞著家族事業跟海運為主。文化的事業更多是透過合作機構去落實不同的項目。我希望以最有效的時間投入，(以)比較有創新一種合作的模式，兼顧兩方面的工作。

　　毫無疑問我自己的時間編排上，海運是占大部分的時間、大部分精力，但是對我來說，文化的事業又很重要，武學方面的推廣工作也很重要，也是我自己很享受的過程。

　　中新網記者：您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走向是什么樣的？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發展？

　　趙式慶：大灣區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創新，包括經濟形式上的創新，包括科學的創新，包括制度上的創新，是一個最具前瞻性的地方。我覺得大灣區，我們現在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孵化了未來整個中國。

　　所以我覺得灣區在這幾個方面的創新非常重要，比如說透過灣區的協作，一方面是怎么把雙循環的優勢(發揮出來)，“一國兩制”下，透過這個制度，我們把對外的一些貿易，包括我剛才講到的海運方面，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海事仲裁地，海事服務中心被國際所認可，被國際所接受，如果我們把這個優勢通過灣區能服務于中國各個不同的航運的機構、企業，這個就是灣區的一個特點。

　　除了航運以外，在藝術文化發展也好，在我們科技創新也好，包括怎么把澳門和香港的很多優勢帶動起來，包括我們在推動環保科技創新的過程中，我們知道我們中國的優勢跟世界上其他國家優勢是不一樣的，我們中國有極大的制造的能力，也有很大的人才池子，但是在研發方面很多西方的國家走在我們前面，但是他們真正要把自己的一些事業發展到有一定的影響力，恐怕它脫離不了中國，所以我覺得灣區正好是提供這樣的一個契機，所以我們拓展灣區真正是能看到未來，而這個未來是中國的未來，也是世界的未來。

　　中新網記者：您認為年輕人應該怎么在社會期望和個人興趣之間做選擇？

　　趙式慶：我覺得這個(問題)沒有一定的答案，年輕人始終是年輕人，你不讓他去闖，不讓他有一個機會自我去挖掘的話，我覺得很多時候他一輩子可能得不到他應得到的成就。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如果我沒有回到內地，我現在可能跟你普通話交流都很難。如果我沒有深入到一些中國最邊遠地區生活，我對國情的掌握不如現在，如果我沒有在當年做了接近20年的文化工作，我不知道價值的創造。

　　我覺得還是要讓年輕人有很多機會去自我挖掘、自我創新、自我嘗試，但是我覺得我們的存在是要服務于社會，這也是最后我們自己的生命價值的體現，也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觀點。

　　中新網記者：香港在國家安全教育上面，您有什么想跟我們分享的嗎？或者說您有什么建議嗎？

　　趙式慶：我可以跟你分享一點就是，我是香港蘇浙公學的校董，在(香港)國家安全法一出臺的時候，香港所有的教育機構在民辦教育或者是所謂在香港的本土教育方面，所有的學校都要把這樣的一個內容跟學生去講。當時因為我們學校，我們兩個部門，有香港本地的教育部，還有國際部，當時有聊到在國際部要不要做這個事情。

　　當時我就大膽提到了一點，既然你們學生，包括他們家長，是在香港生活，你應該要學習國安法，因為這是作為一個公民基本的知識，如果你在一個地方對它最核心的法律不了解的話，你怎么能把你的公民義務做好？所以我建議國際部也要上這個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