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生存和繁衍離不開食鹽，鹽不僅為“人人日用所必需”，也深刻左右著社會興衰和文化發展，“一舉箸間，實為財政命脈所系，國家存亡所關”。

　　01

　　發源最古中國鹽

　　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鹽文化。《中國鹽政史》說：“世界鹽業，莫先中國。中國鹽業，發源最古。”傳說早在“三皇五帝”時期的兩次重要戰爭——黃帝與炎帝的阪泉之戰和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均因鹽而起。

　　阪泉與涿鹿的位置目前雖然還沒有確切定論，但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提出：“阪泉在山西解縣鹽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濁澤，一名涿澤，即涿鹿矣。”相傳黃帝誅殺蚩尤后，蚩尤的血水化為鹵水，形成鹽池，因此解州鹽池的鹵水呈紅色，也被稱為“蚩尤血”，也正是因為蚩尤“尸解于此”，此地便被稱為“解”地。

　　傳說大多難考證，但解縣鹽池的確是中國最早發現并利用的自然鹽產地之一。鹽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鹽池”自然也成為古代各部族共同爭奪的目標，占有鹽池的人，便表示他有各部族共同領袖之資格。因此，有學者認為黃帝、炎帝與蚩尤三個部落之間的戰爭可能正是為了爭奪鹽池而起。“涿鹿之戰”和“阪泉之戰”作為氏族部落間空前規模的大戰，客觀上促進了三大部族的交往和融合，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

　　02

　　“鹽巴”與“巴鹽”

　　鹽在中國還有一個通俗但又獨特的稱謂——鹽巴。這是為什么呢？

　　據說，“鹽”其實最早被稱為“巴鹽”，這與盛產鹽的古巴國有關。古巴國可能起源于武落鐘離山(今湖北長陽境內)，巴人主要在鄂、渝、湘、黔等地活動。古巴國“以鹽立國”，《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記載了巴人祖先“廩君”沿“夷水”上溯，逐“魚鹽”而居，并戰勝“鹽水神女”的傳說。

　　故事中的“夷水”古名“咸水”，就是現在的清江，是溝通鄂西和川東的重要通道。

　　現代考古發現也證明川渝地區有著豐富的鹽礦資源。在川東地區聚集著大量裸露地表的鹽泉、鹽井，在重慶忠縣的中壩商代遺址中，發現了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制鹽場，出土了大量制鹽器皿。

　　也許正是由于古巴國有豐富的鹽礦資源，很長一段時間，鹽被稱為“巴鹽”，后來才改稱“鹽巴”，并沿用至今。川渝地區的鹽礦資源被開發后，一條條由川渝向外運送食鹽的“川鹽古道”由此而生。

　　03

　　川鹽古道

　　“川鹽古道”又稱“巴鹽古道”，開始于重慶和四川東南部，大致可分為“川鄂古鹽道”“川滇古鹽道”“川黔古鹽道”“川湘古鹽道”。這些古鹽道貫穿整個腹地，連接沿線各民族，成為促進川、鄂、滇、湘、黔等地居民交流互鑒、文化互融的重要載體。

　　據史料記載，貴州歷史上不產鹽，全靠黎平、古州兩府與廣西接壤，因此“就近食粵鹽”，其他如貴陽、安順、平越、都勻、思南、石阡、大定、遵義各府州，自元、明以來均食川鹽。

　　川黔鹽道的興盛吸引各地商賈紛紛穿梭于川黔兩地經營鹽業，陜西商人就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川黔鹽道各個節點上巍峨的“西秦會館”便是其有力的佐證。自貢一度被譽為“鹽都”，是四川最大的鹽場，也是川鹽入黔的重要源頭之一。因此，眾多陜商齊聚自貢經營鹽業，他們為了聯絡鄉誼、協調關系，便在當地組織“西秦大會”，“費金萬有奇”，歷時十六載修建著名的西秦會館。會館建成后，陜商們在此祭奠關羽，“共迎神庥”“款敘鄉情”“炫耀郡邑”，共同商討鹽務。伴隨著鹽業的發展，“西秦會館”也隨著陜商的腳步遍布在川黔古鹽道上。

　　敘永和畢節均是川黔古鹽道“永岸線”的重要節點，兩地就建有“陜西街”“春秋祠”“陜西廟”等會館建筑。由于會館的興盛，川、黔、湘、陜、晉的商賈、腳力、纖夫匯集于此，他們以各種會館為“大本營”，交換特產、款敘鄉情、贊襄義舉、化解糾紛、制衡官府、舉行慶典。古老的鹽道和因鹽道而興的會館成為各族群眾交流互動、各族文化交融匯聚的載體。

　　清至民國時期，發生過兩次“川鹽濟楚”運動。清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太平軍占領長江沿線，淮鹽入楚的通道被阻隔。為解決湖北軍民的“淡食之苦”，湖廣總督張亮基認為川鹽質量好，還離得近，于是提議以川鹽濟楚。這就是第一次“川鹽濟楚”運動。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國民政府節節敗退，被迫遷都重慶。隨著日寇全面占領淮鹽產區，長江中下游航道梗阻，國民政府發動了第二次“川鹽濟楚”運動，川渝地區再次成為主要的食鹽供應地。四川鹽務管理局奉令增產以供應湖北、湖南、四川、陜西、西康、云南、貴州等地軍需民食，位于三峽地區川東段的云陽、巫溪、開縣、奉節、忠縣、彭水等縣鹽場“場長公署”也一律改稱“鹽場公署”，專門負責食鹽的生產和供應。

　　歷史上“川鹽”的兩次“濟楚”事實上也是“援湘”，川湘鹽道與川鄂鹽道有許多相關甚至重合的路線。

　　在這些古鹽道上，背夫、挑夫、馬幫是食鹽運輸的主力軍，他們從云陽、郁山等地運來食鹽和其他商品，通過古鹽道送到利川等地，再由利川經武夷山區運至湘西、宜昌等地。現在這些地方還流傳著這樣的諺語——“才從四川打回轉，又要啟程下湖南”。

　　由于人力和馬匹每天運輸食鹽的行程很難超過60里，這些古鹽道上往往每30里處就會有小村落，每60里處便會有大的村落或集鎮，前者正好是人力運鹽行走大半日的距離，后者則是騾馬行走一天的里程。因此，可以說背夫、挑夫、馬幫的來來往往，在古鹽道上催生了一個個繁榮的村落和集鎮。“路上人不斷，鍋里不熄火”，就是描述鹽道驛站的繁榮景象，也是川鹽古道上各族群眾的集體記憶。

　　在川鹽古道上，各民族“因鹽結緣”“因鹽而興”。伴隨著一條條川鹽古道的暢通，大量淘鹽的商賈、移民進入川渝地區。明萬歷時，在四川經商的陜西商人已有幾萬人。清初的成都，“詢其居民，大都秦人”。民國時期，國民政府專門下令將郁山鹽供應川、黔、湘、鄂四省，將“川湘水陸聯運處江涪分處”入駐彭水，負責轉運川鹽入湘，彭水一度成為水陸交通樞紐，商品市場日趨繁榮，外籍商人、大小商號遍布彭水的漢葭和郁山兩鎮。

　　千百年來，川鹽古道上的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親近，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鹽文化。新征程上，一條條厚重的古道，一粒粒潔白的鹽巴，必將煥發出新的生命力，訴說著團結一致、銳意進取的“中華滋味”。

　　(作者簡介：趙金寶，中南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唐胡浩，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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