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湖南①丨上古時期的湖南何其光輝燦爛

　　編者的話

　　歷史上的湖南究竟是什么樣子？遠古時的湖南是不是“蠻荒之地”？

　　湖湘文化的根在哪？為什么世界最早的稻、中國最早的城出現在湖南？ 為什么湖南這片土地上出土了四羊方尊、皿方罍等重量級國寶？

　　“舜帝南巡葬于九嶷”“神農炎帝嘗百草”“大禹治水”……的傳說，讓湖湘大地充滿著神秘傳奇。

　　馬王堆、玉蟾巖、高廟、城頭山、炭河里、里耶、長沙窯、老司城……一系列全國重大考古發現，讓中華文化的天空閃耀著湖湘文化的光芒。

　　是時候系統梳理湖南的絢爛歷史、呈現湖南古代文明的驚世之美了。1月5日開始，湖南考古專家在長沙開講，通過十場“發現湖南”講座，講述湖南從上古到明清時期的歷史發展脈絡和重要的橫切面，全方位呈現一部看得見、摸得著的湖南歷史。穿過歷史的迷霧，人們將看到湖湘文化在推進華夏文明中的獨特地位與作用，增強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

　　湖南日報記者 龍文泱

　　通訊員 鄧曉麗 陳琳玲

　　“湖南之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革，蓋亦山國荒僻之亞。”曾國藩對湖南的描述，是長久以來人們對湖南的印象——-邊陲蠻荒之地。

　　屈原被流放至沅水、洞庭湖一帶，賈誼被謫為長沙王太傅，王昌齡左遷龍標(今懷化市洪江市)，劉禹錫和柳宗元分別被貶至朗州(今常德市)和永州……歷史上眾多文化名人被貶官至湖南，更加深了后世“蠻荒之地”的刻板印象。

　　“這種印象源自于早期中國歷史的敘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所長郭偉民說，先秦文獻中涉及湖南的文字極少，秦漢典籍才有少量關于湖南的記載。1986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后，通過大量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填補了湖南上古歷史的空白，基本建立了湖南歷史的時空框架，推翻了幾千年來人們對上古時期湖南的固定認知。

　　“通過考古，我們發現湖南的歷史源頭可追溯到數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1月5日，“發現湖南”系列講座在長沙博物館開講，郭偉民以《九嶷山上白云飛——湖南上古歷史的考古學重建》為題，從湖南的地理位置、古代典籍對湖南的記載、湖南上古時期的考古發現等方面，還原了上古時期的湖南。

　　他說：“上古時期的湖南光輝燦爛，是中華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已經開始醞釀并完成了華夏化的進程。”

　　世界最早的稻，中國最早的城

　　常德津市，澧陽平原東部邊緣，虎爪山像一只虎爪，自西往東伸向澧水。這是目前湖南發現時代最早且經科學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它與北京周口店遺址同時代。

　　1988年4月，在虎爪山的爪尖位置，當地考古工作者發現了20余件疑似石器。它們表面光滑，有打制痕跡，與粗糙的山石完全不同。

　　以此為代表，在洞庭湖平原西側的一些河流階地和山頭上，考古工作者發現了許多打制石器。這表明，從距今5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起，湖南就一直有人類活動，并留下豐富的文化遺存。

　　與舊石器時代的湖南人“相遇”是什么感覺？

　　多年后，回憶起發現福巖洞第一枚人類牙齒化石的經歷，永州道縣樂福堂鄉塘碑村村民熊友邦仍難掩興奮。

　　2011年9月，由各級文物部門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在道縣福巖洞展開考古發掘，熊友邦被聘為小工參與發掘工作。

　　9月22日，是熊友邦永生難忘的一天。他又發現了一枚牙齒化石。在場的考古專家端詳了許久，確認是一枚人類牙齒化石。

　　所有人都沸騰了，興奮得一夜未眠。此后兩年，聯合工作組又進行了兩輪發掘，在福巖洞發現了共47枚具有完全現代人特征的人類牙齒化石(距今8萬年至12萬年)。

　　這些牙齒被視為現代人在中國出現的證據。結合中國已經發現的百余處人類化石材料，許多專家認為，相較于此前學術界普遍流行的“現代人出自非洲說”，中國乃至東亞人從當地起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藏著驚世秘密的山洞何止福巖洞。就在道縣，1995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一個叫玉蟾巖的山洞發掘出了目前世界最早的原始栽培稻谷和原始陶器片，距今約在1.2萬年至1.4萬年之間。這一發現將人類栽培水稻的歷史推進到了1.2萬年前，被認為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100項考古發現之一。

　　玉蟾巖遺址引起了國際農業考古界的權威專家、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終身教授奧弗·巴約瑟夫的關注。他主動向中國有關部門提出合作進行“中國水稻起源考古研究”，并于2004年11月在玉蟾巖遺址發現了5粒已經碳化的古稻谷。

　　澧陽平原稻香飄飛。彭頭山遺址發現了大量摻雜在陶片里的稻殼，距今約9000年；八十垱遺址，近萬粒距今8000多年的碳化稻谷從古河道中噴涌而出；中國最早的城——城頭山遺址發現了目前世界最早的古稻田，距今約6000多年……

　　關于水稻的起源，“印度說”“云南說”“東南亞說”的爭論持續了多年。湖南的發現再次改寫了歷史。很多證據顯示，澧陽平原率先完成了由狩獵采集向稻作農業經濟的轉變。

　　“一系列的考古發現展示了長江流域的璀璨史前文明，打破了中華文明僅起源于黃河流域的傳統認知。中華文明是多元一體發展的。湖南史前文化的發展推動了中國新石器文化觀念的變革，直接影響了中國史前文化和華夏觀念的形成與發展。” 郭偉民說。

　　楚國爭霸中原，湖南加速發展

　　新石器時代以后到中原的夏朝，湖南雖然發現了人類活動的痕跡，但處于低潮時期。

　　距今6300年至4000年前，澧縣的城頭山繁華過后突然衰落。幾乎在同一時期，中原地區經歷了加速發展、衰落、再度崛起的過程，最終在全國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

　　“在新石器時代，湖南就出現了華夏文化的因素。”郭偉民指著一個在城頭山發現的彩陶罐的圖片說，上面的紋飾有明顯的廟底溝文化(以豫、陜、晉三省為中心)特征，是距今5500年前中原文化南下的例證。

　　四羊方尊、象紋大銅鐃、人面銅方鼎……寧鄉炭河里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很多是國家一級文物，兼有中原和地方土著的雙重特征。青銅器的種類豐富，造型精美，有樂器、飲酒器、飪食器、生活用器、兵器。當時的寧鄉絕對不是邊陲蠻荒之地，甚至不是一般地方政府的治所。

　　有趣的是，這些重要器物都是被百姓無意中發現的。如四羊方尊，是1938年，寧鄉黃材鎮龍泉村一位名叫姜景舒的農民到山上種紅薯時挖出來的。

　　“這一時期，湖南處在中原華夏文明的邊緣地帶。”郭偉民說，后來，楚國崛起，并把湖南作為支持其爭霸中原的大后方開發，加速了湖南的華夏化進程。現存于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反映了中原華夏思想文化在湖南的流行和傳播。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里耶出土的秦簡是秦代的地方官府文書檔案。它讓人們首次發現了史書中未記載的秦朝洞庭郡和蒼梧郡。這表明，湖南正式步入華夏國家的序列。

　　西漢王朝則在湖南設置了長沙國、武陵郡、長沙郡、桂陽郡，湖南得到持續開發，由華夏邊陲變為內陸。

　　湖湘大地，炎帝、舜帝、大禹足跡深深

　　傳說中，華夏文明的三個重要奠基人——炎帝、舜帝、大禹都在湖南烙下了深深的印記。

　　炎帝發明耒耜、教民耕種、制作弓箭、嘗草興藥……因誤食斷腸草“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陵。”當時的茶陵，就是現在的株洲市炎陵縣。

　　位于炎陵城西鹿原陂的炎帝陵自西漢時有陵，唐代奉祀。公元967年，宋太祖欽命在陵前立廟，同時詔禁樵采、置守陵戶，此后歷朝歷代祭祀、修葺不斷。“炎帝陵祭典”已成為傳承炎黃文化、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載體。炎陵縣東北部的神農谷植被茂盛，相傳為炎帝采藥之處，是今人清心養肺的佳地。

　　《史記》稱，舜帝“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為零陵。” 經過多年尋找，2004年，考古工作者終于在九嶷山發現了宋代舜帝廟遺址，這是目前所知經考古發掘證實的年代最早的舜帝陵廟。

　　洞庭湖君山島，二妃墓畔，湘妃竹上“淚痕”斑斑。相傳，二妃尋夫至此，忽聞舜帝逝世的消息，肝腸寸斷，不治身亡，葬于島上。

　　“楚國王室和公族一直以華夏后裔自居。戰國時期，湖南全域盡入楚境，九嶷山是楚國的南部邊疆。就在這個時候，舜帝南巡葬于九嶷的傳說出現了。”郭偉民認為，這個傳說的產生是大一統時代政治文化認同的地理標志，極有可能是楚國為了鞏固疆土、爭霸中原，完成了“舜葬九嶷”傳說的文化構建。

　　在衡山，傳說大禹治水留下石碑。這一帶，有很多大禹的傳說及帶“禹”字的地名。根據文獻記載與現場考察結果，禹碑遺址范圍被確定。但遺址中的巨石是否為原碑尚有待考證。

　　古代傳說和考古實證的暗合，讓上古時期的真實湖南逐漸浮現。

　　■大事記

　　湖南上古歷史

　　與年代的重建(年表)

　　30多年來，湖南考古人用埋藏在湖湘大地里的文物重建了湖南地區迄今50萬年以來到王朝紀年之前的考古學文化年表，序列完整，幾乎沒有缺環。

　　舊石器時代(距今50萬年至1萬年)

　　1.虎爪山文化(距今50萬年至20萬年)

　　2.雞公垱文化(距今20萬年至10萬年)

　　3.烏鴉山文化(距今10萬年至5萬年)

　　4.傘頂蓋文化(距今5萬年至2萬年)

　　5.十里崗文化(距今2萬年至1萬年)

　　新石器時代(距今1萬年至4100年)

　　1.彭頭山文化(距今1萬年至7300年)

　　2.皂市下層文化(距今7500年至7000年)

　　3.湯家崗文化(距今7000年至6300年)

　　4.大溪文化(距今6300年至5300年)

　　5.油子嶺文化(距今5500年至5000年)

　　6.屈家嶺文化(距今5000年至4500年)

　　7.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年至4100年)

　　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100年至3700年)

　　■評說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劉武：

　　福巖洞考古發現最大的意義，是發現了“fully modern”(完全現代)的現代人。雖然還沒有直接觸及現代人是否起源于非洲的問題，但結合道縣以及這么多年國內化石的發現，一個比較合理的推測是，中國乃至東亞人從當地起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嚴文明：

　　城頭山的重要性很少有遺址比得上。一是從城的角度上講是中國最早的城址。從城墻剖面，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城的建造方式。但它不只是這一點，它通過四次建成，一次一次加高，工藝水平非常高超。第二個是水稻田。中國是世界水稻最多的地區，大家承認中國是水稻起源最主要的地方，而中國的水稻田一直沒找到。我們在城頭山找到了，它還有一系列設備連成一個系統，里面還有非常非常多的稻谷的植物硅酸體，比現代水稻田的硅酸體要多，不承認它是水稻田，那也不行。再說里面的房子，保存得更好的新石器時代的房子，中國也有不少。那是在北方，在江南這是唯一的。江南的遺跡保護非常難，盡管有保存下來的，它后來的保護現狀往往不如北方。城頭山的房子不是一個單間，是有分工的一大套房間，有大廚房、大居住室，還有許多小的排房居住間，還有道路連接。這在現在的聚落考古里面是非常難得發現的。在國內來講，有這么一套的也不多見。陶窯有分工，這種分工不一定是一個窯燒一種器物，而是為了某種東西在一起燒比較方便。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原院長焦南峰：

　　里耶古城和里耶秦簡的發現，對于秦漢時期的考古研究有重要意義。秦簡的出土在全面了解當時秦帝國統治下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信息方面，填補了歷史空白。同時，為秦朝地方政權的研究提供了全方位的考古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所長郭偉民：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考古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如本次“發現湖南”系列講座中，將要提到的許多湖南的考古發現揭示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唐朝至五代時期，人們對長沙銅官窯瓷土資源的大規模開采，造成的破壞現在仍未恢復。而在桂陽桐木嶺冶煉遺址內，因為過度開采與冶煉，有些洞穴寸草無生。被譽為“中國最早的城”的城頭山一度繁華無比，它在4000多年前突然衰落，原因不明。日本的學者曾在遺址中找到了寄生蟲，城頭山距今最近的一批墓葬大多為甕棺葬(以甕、盆為葬具，常用來埋葬未成年人)，這可能是長期持續的瘟疫造成的。

　　來源：湖南日報·新湖南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