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航空難第五天，搜救仍在進行。在3月25日的發布會上，民航局航空安全辦公室主任朱濤說，當前，搜救依然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雖然仍未找到事故幸存者，但我們從未放棄尋找幸存者的努力。”

　　2022年3月21日下午，東方航空公司一架航班編號為MU5735的波音737-800客機執飛昆明-廣州任務時，在廣西梧州市上空失聯并墜毀。

　　事故發生當天，機上乘客家屬陸續趕到當地。25日的發布會介紹，截止當日10點，應急指揮部已有序組織安排375名失聯旅客家屬到事故現場吊唁。已累計為家屬開展心理輔導500余人次，對有身體不適癥狀的家屬及時安排就醫，并落實醫護人員24小時待命。

　　對失事飛機乘客家屬進行心理安撫，是事故發生后的重點之一。

　　創傷心理學專家祝卓宏告訴澎湃新聞，一般來說，空難乘客家屬的心理創傷期可大致分為五個階段，分別是急性應激階段、憤怒情緒釋放階段、討價還價階段、抑郁階段和接受復原這五個階段。“如果不能得到適當的心理干預，對很多人來講，親人突然遇難造成的心理創傷可能是持久的。”

　　那么，當災難事故發生后，心理救援團隊如何開展工作，如何避免二次傷害，更好地幫助救援對象從悲痛中走出來？對此，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了兩位擁有豐富心理救援經驗的專家，聊一聊公共事件背后的應急救援體系。

　　兩位專家分別是：祝卓宏，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教授、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社會心理服務專委會秘書長，曾赴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黃島爆炸等事件現場；吳坎坎，中科院心理所高級工程師、中國心理學會心理危機干預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委員，曾前往昆明火車站暴恐事件、天津港爆炸、斯里蘭卡恐怖襲擊等事件現場。

　　以下是澎湃新聞與兩位專家的對話：

　　觀察、聆聽和建立連接

　　澎湃新聞：一般而言，大型公共事件發生后如何組織開展心理急救工作？

　　吳坎坎：我國的“心理援助”實際上從汶川地震后逐漸規范化，國家衛健委和相關行業協會、學會組織制定出基本的心理援助原則，首要原則是要在當地政府的統一指揮下開展科學、有序、有效、持續的心理援助。此次東航墜機事件后臨時成立了東航飛行事故國家應急處置指揮部，心理救援團隊應該是與生命救援等小組共同開展救援工作。

　　一般來說，除了國家心理救援隊專家在現場統籌指揮，還會調配當地的心理援助隊伍，如當地醫院的精神科醫生、護士、心理治療師、咨詢師、心理社工等，以及有經驗的心理志愿者等。

　　澎湃新聞：正式開展心理救援前會做什么準備？

　　祝卓宏：首先，我們會查閱相關災害信息，對事故現場的規模以及嚴重程度有一個明確的認知，并了解當前的救援進展。

　　隨后，針對災難類型，救援隊專家組成員會組織開展緊急培訓，內容主要是基本心理救援原則、組織管理原則、自身防護原則等，一般不會超過一天，往往時間不允許太多培訓，所以招募的志愿者需要是有經驗的心理工作者。

　　心理應急救援的基本原則，總結下來就是“3L原則”——Look、Listen和Link，也就是觀察、聆聽和建立連接。我曾在汶川地震期間給志愿者培訓時編了一個口訣，便于記憶。而自身防護的核心是要求救援人員在緊張的情況下能休息好，采取輪流工作制，小組內部互相支持等。

　　培訓結束后，按照“一家一組一冊”，一般由有經驗的急救成員帶隊分組，以每個家庭為中心，配備一個小組，形成一個援助檔案。平均下來，每個小組由3-5人構成，包括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師、社工等，有時還有護士、內科醫生，每個人有不同的作用和工作重心。

　　最后，每個小組對心理援助對象者進行訪談、陪伴、有一個最初步的評估判斷后，在危機干預專家統一指導下開展工作。

　　澎湃新聞：進入現場后如何開展救援？

　　祝卓宏：心理危機是指個體的壓力泵被打破，所以心理急救不是以技術為主，而是以救援對象為中心，需要密切關注救援對象的需求和反應，主要解決當下的一些現實問題，滿足救助對象的吃穿行等基本需求，加強基礎保障，特別要避免患有一些基礎疾病的親屬因情緒波動而出現危象。

　　我從這兩天的新聞報道中發現，有些機上乘客親屬已經出現應激障礙跡象，如情緒爆發崩潰、急性精神障礙(意識恍惚、認知層面上的思維障礙、失眠、不動不語等癥狀)，這時候，精神科醫生就要評估好他們的心理狀態，并及時處理。

　　在實際救助過程中，我們遵循剛才提到“3L原則”，具體來說：

　　觀察，就是全方位觀察救助對象的言行舉止，以此來了解其身體狀態是否安全、基本需求是否滿足、是否有一些嚴重的身體或心理問題，發現要及時處理。

　　聆聽，表示我們要盡量少說話，多察言觀色，感受救助對象當下的內在需求和訴求，如獲曉事件最新進展信息、在現場舉行祭奠、尋找遺物等需要。當然，我們不可能全部幫助其實現，但可以換一種形式來盡量滿足。這對于救援人員來說，既是評估的過程，也是滿足救援對象宣泄情感，表達需要的一個過程。

　　一般來說，救助對象此時都有親友陪伴在旁，那么我們還要幫助親友來做好情感支持，這很關鍵，潤心無聲似春雨。

　　而建立連接，一方面是我們要將搜集的共同訴求上傳報告，另一方面是要把事件通報信息、醫療資源、援助物資、理賠等各種資源與受助對象連接起來，提供力所能及的情感支持、信息支持、社會支持和物質支持。在災后1-3天內，連接各種信息、資源特別重要。

　　盡可能地幫助救援對象穩定身心，這是心理急救的目的，也是一種人道主義的關懷方式。這么來看，心理急救其實并不神秘，人人都可以接受培訓，學會心理按摩。

　　心理干預一定是對方能接受的、非侵入式的

　　澎湃新聞：心理急救有什么方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祝卓宏：不同的事故災難類型、不同的人群，采用的干預方法和手段都不一樣，甚至每個救援人員使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最重要的是對突發情況的判斷和處理。

　　要注意，心理干預一定是一種對方能接受的，非侵入式的方式，這點一定要小心。

　　比如，曾經在黃島爆炸事故發生之前，事發現場附近有兩位老太太坐在一個舊沙發上閑聊，她們起身想確認不遠處是不是一個熟人，剛沒走多遠，這個舊沙發就被直接掀起到空中，她們當時嚇倒在地上發抖，直到事故發生第三天我到現場，她們一提起這事就發抖。

　　當時，我們首先讓他們做深呼吸穩定情緒，并教授“腹式呼吸”的方法。隨后我們根據這個創傷場景，采用了一種“屏幕技術”——讓她們想象這一幕是在電視屏幕里看到的，自己只是一個觀眾，產生一種邊界感。然后把屏幕拉遠，顏色慢慢變淡，幫助其認知解離，減少再次回憶的刺激感。

　　實際上，這種方式可以用在現場搜查隊員身上，因為殘骸對他們是一種強烈的沖擊，如果他們出現閃回、噩夢等，就需要做穩定化處理。

　　雅安地震的時候，我們組織當地的孩子做一些團體心理輔導和干預，比如采用“大樹冥想”的方法，把自己想象成一棵樹，從小苗逐漸成為扎根很深、隨風雨搖擺的參天大樹。冥想之后，幫助他們獲得一種持續的穩定感。還有一種常見的方法，叫作“光柱”掃描技術——想象有一束藍色的光從頭頂上照下來，由上到下掃描身體各部分的過程，也是一個放松的過程。

　　目前，國際上還較多采用包含多種穩定化技術的“眼動脫敏加工”(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 Reprocessing，EMDR)等方法。

　　澎湃新聞：目擊者和救援人員都提到，在此次東航空難的核心搜救現場有很重的燃油味道。那么嗅覺記憶是否也引發嚴重的心理創傷？

　　祝卓宏：視覺、味覺、嗅覺記憶等都會成為引發心理創傷的“扳機線索”，有相應的干預方法。

　　比如像強烈的機油或者汽油味，可以考慮激活積極資源或資源植入的方法，幫助有創傷的搜索隊員把這種氣味記憶與其他積極、美好的場景相連，來淡化創傷記憶感受。

　　對于日常生活中容易讓人產生聯想的創傷觸發點，也叫“扳機點”，我建議采用“正念”或“接觸當下”這種方法，每個人都可以學會，并慢慢培養成習慣。

　　比如，突然要被汽油味拉回到創傷記憶時，這時候我們就要有意識地去聞一聞當下的味道，比如喝一口面前的茶，聞一聞茶水的香氣，觸摸身邊的其他物品，或者聽一段音樂，調整呼吸，關注自己的身體，把注意力保持在當下。

　　空難創傷可能長期存在，更需持續的社會支持

　　澎湃新聞：您在現場開展急救過程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有沒有最印象深刻的一次經歷？

　　祝卓宏：有很多時候，我們并不能立馬找到有效的方法，救援對象的反應也并不太好。

　　有一次地震，遇難者的妻子因為丈夫出門前曾希望有個擁抱，她沒有答應，丈夫開車遇難，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責。“如果我答應了，推遲一點時間出門，他就不會遇到意外了。”當救援對象大腦形成這樣一種內在認知邏輯，就很難打破，救援和治療起來也很困難，不是一兩次穩定化技術就可以解決的。

　　實際上，空難比較特殊，因為它并不是自然災害，會涉及到尋找遇難者遺骸、事故原因追溯、后續理賠等復雜問題。只要這些問題沒解決，這個創傷口就可能長期存在，難以自行愈合，所以更需要持續的社會支持和追蹤。

　　澎湃新聞：離開救援現場后，如何開展之后的心理治療？有沒有重要時間點？

　　吳坎坎：心理急救主要在早期，針對出現應激反應和部分心理障礙的對象采取心理危機干預，必要時采取精神科的藥物治療。

　　一個月后，要評估救助對象是否患有PTSD等心理障礙，介入心理或藥物干預。另外，需要重點關注的人群是一線搜救人員，有10%以上的比例可能會出現比較重的應激反應，甚至在一個月之后還會睡不好、吃不下。也有人三個月之后還存在少量反應，甚至有1%左右的人群可能此后都無法應對高創傷工作。

　　半年算是一個窗口期。有些人會因為其他事件引發出延遲性PTSD，需要持續跟進和關注。救援對象的親密接觸者也可以接受哀傷輔導，提供情緒支持。

　　防止陷入創傷漣漪，學會正視災難

　　澎湃新聞：一些大型災難來臨會出現“社會集體創傷”現象，東航空難發生讓人心痛的同時，一些網友也對此感到恐慌，那么公眾應當如何做好心理健康適應和調整？

　　吳坎坎：媒介信息的疊加，可能會造成短期的替代性創傷。當發生相似的災難事故，普通公眾、有些幸存者，或者有過相似體驗的人，比如曾坐飛機遭受劇烈顛簸者、其他空難幸存者、其他交通災難幸存者等，可能會因為關注此次報道而有強烈的代入感甚至是被重新拉回到自己的創傷事件里，再次出現畫面閃回、做噩夢等情況。這時可以和家人、同事多溝通，多交流尋求社會支持，也要接受一些客觀的科學數據，因為空難發生的概率還是較低的，同時減少對創傷信息的攝入量，定期關注官方信息。

　　祝卓宏：這是我們經常所說的創傷“漣漪效應”、漣漪外圈包括協助救援人員、通過媒體接收信息的普通民眾等。外圈看似遠離這次災難事件，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被影響。所以要學會合理控制信息的攝入量，找到一個平衡——既不要忽視災難，也不能沉浸之中。

　　從積極的一面來看，人類實際上伴隨著各種災難和創傷而發展，創傷后成長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形式，災難不斷給人類以教育，讓人類更好地適應變換的世界，也讓我們更加珍惜當下所擁有的。從消極的一面來看，災難往往會沖擊和重構一個人的三觀和生活方式。

　　所以，我們要正視災難，重新建立安全感、穩定感、連接感。身體安全感可以通過“光柱”身體掃描法、“腹式呼吸”法等方式獲得，情感的安全感則可以通過人際交往來實現。

　　所謂情緒的穩定，就是知道如何與緊張、恐懼相處。

　　疫情期間，世界衛生組織為了幫助人們更好地應對壓力和災害，在官方網站向全球推薦了一本繪畫電子書《壓力之下，擇要事為之》，告訴我們要擁抱、接納自身出現的任何情緒，“我們是天空，情緒是天氣。”

　　澎湃新聞：我們該如何減少或者避免外界干擾帶來“二次傷害”？

　　祝卓宏：災難事故發生之后，救援對象處于急性應激階段，特別是處于喪親的哀傷悲痛階段，我們應該給與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要小心處理一切與之相關的內容，沒有經過允許的幫助往往是一種干擾或傷害。報道時，要盡量做到模糊化——不要說具體的人物、事情，不要透露具體的身份、不要詳細地記錄一些案例，否則會帶來很多干擾。同時，我們也不要放大遇難者或者幸存者的某個標志性物件，這會產生“聚光燈效應”，家屬在未來生活中很容易被激發出創傷，受到持續刺激。

　　特別是現在的大數據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信息存留會帶來一次又一次的傷害，往往這些信息還是片面的、局部的。

　　吳坎坎：要減少挖掘家屬隱私。謠言的散布傷害其實更大，會對其他航空公司的空乘、地勤人員，特別是檢修人員及其家屬，造成非常大的影響。他們可能此前就產生了不安全感、壓力感，導致出現更大壓力。各航空公司都應該組建突發事件危機干預小組，對正在執飛的飛行員、機組人員開展心理疏導，以消除或降低這次空難可能帶來的心理創傷或不良影響。

　　全國性的心理援助體系有進一步完善空間

　　澎湃新聞：近年來，我國在災難心理應急干預和急救方面有什么進步和改善，您認為還有什么地方可以做的更好？

　　祝卓宏：心理急救是暫時的，當幸存者或遺屬分散回到原屬地，下一步該怎么辦？我剛才也提到的，有些PTSD癥狀是延時發生的，患者往往不會去心理衛生中心或者精神科門診，這個時候就需要當地的社區工作者做階段性回訪，提供持續的關注和隨訪。但這單憑個人或某個團隊的力量是難以實現，所以我們應該要培育壯大心理援助專業化隊伍，根據不同階段、不同人群的心理干預工作特點，對相關人員進行培訓，并逐漸形成一個全國協同網絡。同時，也需要國家相關部門組織專業力量，對重點人群進行長期追蹤干預。

　　新冠疫情實際上對我國心理救援建設起到了一個推動作用，成立了各地疫情期間的救援專家團隊和心理援助熱線，但這遠遠不夠。全國性的心理援助體系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因為像水災、地震等大型災難發生，輻射范很大，影響人數多，本地即便有儲備資源，還是無法滿足龐大的心理救援需求。

　　其次，我呼吁保險公司可以建立災后心理創傷治療保險，因為后續做長期心理治療是要有經費支持的，特別是針對PTSD患者。之前我們提出過“心理援助20年”這樣的說法，意思是我們需要對災后心理救援保持跟進。對很多人來講，如果不能得到適當的心理援助，親人突然遇難造成的心理創傷可能是持久的。

　　吳坎坎：東航事件發生，中國民航長達12年的飛行安全紀錄清零。據我了解，此次部分一線專家組成員曾有過類似的救援經驗。但整體上來看，對于墜機事件，國內心理援助隊伍還是相對比較缺乏經驗。

　　現在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線心理援助專家隊伍的督導機制，幫助成員們解決從未遇到的情況。針對這次的東航墜機事件，我認為應該梧州、藤縣兩地的工作組都要各自設置督導機制，加強溝通，對共性問題開展專題培訓。

　　澎湃新聞：從過往經驗總結，您認為什么是心理應急干預的重要性和意義所在？

　　祝卓宏：心理救援的意義在于幫助個體盡快恢復安全感，盡快回歸正常的生活軌道，給與信心和希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心理救援也體現了一種社會、民族、國家的連接與歸屬感，讓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在災難面前并不是孤立無援。

　　心理援助者的成長，也往往來源于被幫助的人。創傷后，我們可以一起成長。

　　澎湃新聞記者 馮茵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