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1986～1990)：改革闖關 治理整頓

　　“六五”后期，從1984年第4季度開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消費基金增長過猛，貨幣發行過多，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經濟過熱。這些也成為“七五”開局的基礎條件。經濟過熱局面成為整個“七五”期間不得不認真對付的難題。

　　“七五”計劃的編制工作歷時3年。1983年，國務院即著手組織“七五”計劃的起草工作。1986年3月，經六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批準。這是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史上第一次在一個新的五年計劃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制定出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

　　“七五”期間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從1986年到1988年9月，特點是經濟發展持續過熱，不穩定因素增加；后一階段從1988年9月到1990年，為經濟的治理整頓時期。

　　價格闖關受挫

　　【決策回眸】

　　這是新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幕。幾乎所有的銀行門前都排滿了來提款的儲戶，不管到期還是未到期；幾乎所有的商店前都擠滿了來購物的大媽大嬸，不管需要不需要。她們抱著、拎著、拖著各式各樣的物件，一趟又一趟。百貨大樓空了，雜貨鋪也空了。這個時刻屬于白糖，屬于洗衣粉，甚至屬于大白菜。因為它們都成為這場空前的搶購風中的搶手貨品。這個時刻也屬于“七五”。

　　力行近十年的改革開放到了一個關鍵點，計劃和市場也到了生死抉擇的最后交鋒時期。新舊體制的“共榮共存”難以為繼，繼續轉舵勢成必然。“七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力爭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其中最大的嘗試和焦點之戰則是“價格闖關”。

　　1988年5月8日，各大新聞媒體透露，中國人民銀行將發行第一張百元大鈔。這讓長期習慣了“大團結”(拾元幣)的中國老百姓頗感意外。雖然不知道決策層的具體動向，但是已經對漲價異常敏感的老百姓也悄悄緊張起來，傳言四起。

　　當時中央在下價格“并軌”的決心。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張塞說，“當時的改革是考慮要由產品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如果不解決物價嚴重的扭曲問題，那就不可能轉到商品經濟的領域里來。我們當時的物價，管你供求關系有多大變化，我照樣不動，價值有多大變化，我價格照樣不動。這就是產品經濟，因此，沒有活力。”

　　1988年5月19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朝鮮政府軍事代表團時指出，中國的改革要“過五關斬六將”，物價改革雖然風險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同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改革有險阻苦戰能過關》。文章認為：中國的改革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性階段，到了非解決物價問題不可的時刻。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體會議在北戴河召開，討論并原則通過《關于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該《方案》提出，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這條重要消息。當天，各地就出現了搶購。有的人一下子買200公斤食鹽，買500盒火柴，商店被搶購一空。銀行發生擠兌，有的地方銀行因不能及時支付，群眾在憤怒之下把柜臺推倒。

　　人民群眾對物價上漲的敏感及其反應，使這次價格闖關遭受重大挫折，也充分表明這幾年經濟形勢中的各種矛盾為改革帶來的巨大阻力。中央重新審視和調整決策，原有計劃大轉彎，急剎車。

　　8月30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做好當前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緊急通知》，對物價闖關的改革方案作出解釋。9月26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批準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又作出《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決定延長治理整頓的時間，將原定的“兩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延長為“三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 (徐建青 董偉)

　　【數字】

　　90%

　　到1990年年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承包面超過90%。

　　1／3

　　全國1987年預算的物價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超過700億元，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3。(許瑞芳整理)

　　【語錄】

　　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

　　———鄧小平(1987年2月)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得太快，給國家和人民都帶來了困難。我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準備用兩年或更多的時間來解決問題。我們的一條經驗是，發展順利時要看到出現的新問題，發展要適度，經濟過熱就容易出毛病。總之，制定一切政策，要從實際出發。

　　———鄧小平(1989年3月)(許瑞芳整理)

　　【評說】

　　“七五”時期是實現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到20世紀末“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前10年打基礎”戰略部署的重要時期，也是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兩種體制并存，同時又激烈沖突的時期。

　　“七五”時期的經濟過熱，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克服過熱的宏觀調控措施，帶有明顯的過渡時期的特點。理論上幾十年爭論不休的計劃與市場之爭這時也到了生死抉擇的最后交鋒時期，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已經不可逆轉。“七五”時期經濟體制改革步伐加快，通過改革，我國經濟體制的格局和國民經濟運行機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以后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礎。

　　“七五”后期的治理整頓取得的成效，保證了經濟的發展和“七五”計劃的基本完成。

　　(點評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徐建青)(邊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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