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1971～1975)：嚴重失控 調整戰略

　　“四五”計劃最終仍以“草案”的形式印發。

　　在國際緊張形勢和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四五”計劃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標，導致上世紀70年代初期國民經濟出現了“三個突破”的嚴重失控現象：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糧食銷量突破800億斤。

　　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以后，周恩來主持兩年經濟調整，對極“左”思潮進行了批判。

　　1973年，中共中央兩次修改“四五”計劃的高指標，逐步調整了以戰備為中心的戰略，開始強調經濟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線地區并重，大規模的“三線建設”進入收尾階段。

　　經過1975年鄧小平主持的整頓工作，“四五”計劃得到了基本完成。

　　“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計劃”

　　【決策回眸】

　　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被正式寫進新黨章。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總參謀長黃永勝，副總參謀長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及林彪妻子葉群，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他們直接插手國務院部委工作，大肆發布戰爭迫在眉睫的指示，對這一時期的經濟計劃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他們盲目擴大軍事工業生產，亂上“重點”項目，使得因“文化大革命”本已不正常的國民經濟體系雪上加霜。軍事工業的盲目上馬和擴大，又嚴重占用擠壓民用工業的資金、設備和人力，使其生產下降。

　　江西景德鎮瓷器在國際國內市場上享有盛譽，產品一直供不應求。為了增加陶瓷出口，國家用了2700萬元，在景德鎮建成了一個全國最大的現代化陶瓷廠，設計規模為年產2000萬件。

　　1969年，吳法憲等人看中了這個廠的廠房，不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借口大搞直升機，占用了這個剛剛投產的陶瓷廠。他們把設備分掉，還把花了500萬元建起來的隧道窯和錦窯全部炸掉。致使以后我國在國際市場瓷器貿易總額中只相當日本的五分之一。

　　1970年宣布建成的這個景德鎮的直升機廠，到1971年仍然沒有生產出一架飛機。吳法憲等就采取欺騙手段，把老廠生產的零部件拉到這里總裝、試飛。將這個廠包裝成當年設計、當年基建、當年投產的典型。

　　他們還肆意破壞計劃管理制度。吳法憲派到成都雷達廠的心腹公開提出了“六不要”，首先就是不要計劃。他們說：要什么計劃？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計劃。我要什么，你就生產什么，能干多少，就算多少。計劃就是計劃，把它丟在一邊。另外還包括不要設計、不要配套、不要檢驗，甚至提出不要質量、不要生產管理：講這個質量、那個質量，威力大了就是質量，給部隊使用了就是質量。過去幾年出不了一個產品，有人說亂，我看這個亂很好，還亂得不夠，這才是正常秩序。

　　1971年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發生后，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針對前一個時期因“文化大革命”動亂和過分強調戰爭威脅造成的問題，以批判林彪極“左”思潮的形式，進行了經濟調整。1972年2月，全國計劃會議在周恩來指示下制定出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加強國家計劃，整頓企業管理，落實各項政策，反對無政府主義等。

　　1973年2月，他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計劃工作時嚴厲批判極“左”思潮造成的“瞎指揮”、“三個突破”等現象后指出：“影響到1973年，惡果逐漸暴露出來了。應該把九大以來林彪一伙破壞經濟計劃的情況編個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后果消除掉。”他歷數了兩年來經濟領域國民經濟發展不講比例、各地自行其是、各自為政等等亂象，感慨地說，確實沒有王法了。

　　此后，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四五綱要(草案)”的部分高指標被降低：工業總產值由4000億元下降到3300億元，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從12.8%下調到7.7%……

　　(李朱整理 )

　　【數字】

　　第一

　　1970年4月，全國煤炭工業會議提出：大干三年，扭轉北煤南運，實現江南9省煤炭基本自給，力爭在1975年煤炭產量超過美國、蘇聯，躍居世界第一。

　　101.7%

　　1975年是“四五”計劃的最后一年，主要由于整頓的作用，才使“四五”計劃的多項指標基本完成，其中，工農業總產值完成計劃的101.7%。

　　10.7年

　　大中型項目的建設周期，“一五”時期是6.5年，“三五”和“四五”時期則延長到8.8年和10.7年。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語錄】

　　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毛澤東(1970年10月20日)

　　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

　　———林彪(1969年9月27日)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毛澤東(1974年10月)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評說】

　　“三五”、“四五”計劃的編制給我們留下的教訓，一是制定計劃必須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充分的科學論證、調查研究；二是制定計劃必須盡量符合經濟規律和生產力水平，不能單純從人的主觀愿望和熱情出發。兩個計劃編制中，始終強調“抓革命，促生產”，用精神力量來作為完成指標的依據，這本身就是嚴重違背客觀規律。更何況，“文化大革命”中那種“抓革命”的“熱情”不但不是“促生產”的動力，反而是經濟發展的破壞力。

　　盡管存在著計劃編制不合理、國民經濟結構失調、經濟效益低下等重大問題，但是，我們還是應當看到，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三五”、“四五”計劃畢竟得到了完成。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業、重點項目和基礎設施，國家經濟總量比以往有較大增加，而沒有出現“大躍進”后嚴重倒退的三年經濟困難局面。而且，“三五”、“四五”計劃是中國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重要階段。

　　(點評專家：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陳東林) (李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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