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1958～1962)：大躍進 大倒退

　　“二五”計劃大起大落，歷程曲折。“二五”計劃作為黨中央的建議，在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此后，由于指導方針的變化，各年度的計劃數字不斷大幅調整變化，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正式文件始終未能頒布。

　　由于實施過程中的巨大波動，“二五”實際上分成兩個階段：1958年～1960年為“大躍進”階段；1961年～1962年進入調整時期。

　　1958年的“大躍進”，是作為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之后要出現“經濟建設高潮”提出來的，形成了一場包含著層層高壓和層層虛報的政治運動。這段時期是我國經濟波動幅度最大的時期，工業產值增長速度最高時達54.8%，最低時至-38.2%。1960年非但沒有“躍進”，反而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負增長最嚴重、困難最大、人民生活最苦的一年。

　　1960年9月，中央提出了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到1962年年底，“二五”計劃實際執行結果與原來提出的八大建議相比，除原煤、原油、發電量達到規定指標外，鋼、水泥、糧食、棉花等都未達到；糧食、棉花的產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

　　從三本賬到一本賬

　　【決策回眸】

　　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這些風風火火的運動就發生在“二五”期間。回顧這段歲月，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柳隨年曾提到過兩個小故事。

　　1958年秋，國家計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產主義規劃，問老農一畝能產多少糧食，老農兩次都不吭聲；問到第三次的時候才用嘴指著牌子上的800斤；又問能產800斤嗎？他說，包括秸稈在內。

　　1959年1月，國家計委和農業部幫徐水辦了個用白薯生產酒精的工廠，可那時，連人吃的白薯都已經沒有了。

　　不但農業生產如此，當時轟轟烈烈的大煉鋼鐵運動也是如此。柳隨年回憶，大煉鋼鐵運動中，連計委的干部都把鐵絲網剪成一段一段去煉鐵，煉出幾塊鐵疙瘩，還綁上紅布報喜，把有用的鐵煉成無用的鐵。

　　柳隨年認為，其實在1958年下半年，許多跡象就表明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已經失調。但那時人們不敢反映，怕被說成在潑冷水。

　　這種怕說潑冷水的“大躍進”，來源于1958年1月毛澤東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以下簡稱《六十條》)。《六十條》要求生產計劃作三本賬。這其中，中央要做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對外公布；第二本則是期成的計劃，不對外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賬也是期成的。

　　從指標來看，地方的第二本賬高于中央的第二本賬，中央的第二本賬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賬。也就是說，從中央到地方，生產計劃層層加碼。“中央帶頭搞兩本賬，各級就都搞自己的兩本賬。下到基層，一個指標就有六七種賬了。不管工業、農業還是其他行業，大躍進的各種指標，大都是通過編兩本賬的方法，層層拔高的。”薄一波認為，這三本賬的制度，是造成大躍進中生產計劃層層加碼、追求高指標的一個重要因素。

　　僅有三本賬還不夠，《六十條》還要求計劃實施采取“全面規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的辦法。評比采取同級競賽的方式，年終評比以第二本賬為標準。評比不僅比經濟、比生產、比技術，還要比政治，就是比領導藝術，看誰領導得更好。“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在1958年2月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很多省、市、自治區紛紛表決心，要用五六七年時間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規定的12年內完成的任務。

　　高指標、高積累、高估產、高征購給我國的經濟帶來了災難。錯誤的計劃，加上從1959年起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得農業生產急劇減產。1960年夏季，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糧食供應緊張局面。鞍鋼工人的供應僅為每月2兩肉，每天4兩菜，甚至連這些也難以長期維持。

　　1960年7月18日，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建議，年度計劃只搞一本賬，不要搞第二本賬。

　　在1961年1月18日的八屆九中全會閉幕式上，毛澤東對李富春不搞第二本賬的意見也表示贊同。他說：今年不搞兩本賬了，就是一本賬，絕不要層層加碼。中央是一個盤子，到省、市又是一個盤子，到地、縣又是一個盤子，到群眾又是一個盤子，層層加碼。總而言之要實事求是。

　　至此，滿足大躍進要求的“三本賬”終于走到了盡頭。本報記者李松濤整理

　　【數字】

　　6000萬噸

　　1958年6月上旬，冶金部擬訂的規劃中，將1957年11月第六次全國計劃會議上規定的1958年產鋼610萬噸的指標提高為：預計1958年產鋼820萬噸，1960年產鋼3600萬噸；1962年產鋼6000萬噸。

　　1000萬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1960年我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

　　2877

　　1960年糧食產量進一步下降，只有2877億斤，比1959年減少530億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7年

　　“二五”期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將15年的趕超英美戰略變成10年，在“大躍進”的高潮階段，毛澤東興奮地將其降到7年，之后又降到2至3年。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語錄】

　　反冒進泄了六億人民的氣，犯了政治方向的錯誤；“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毛澤東(1957年)

　　目前我們在經濟方面還有相當大的困難，這兩年不僅沒有躍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馬鞍形。

　　———劉少奇(1959年1月27日)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評說】

　　從“二五”計劃開始，我國同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特別是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相比，差距開始拉大。由于工作失誤，我國失去了一次有利的發展時機。

　　如今，再來看“二五”計劃，其新認識包括：首先要正視經濟體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其次，計劃決策要以發展生產力為目標，要尊重科學決策的運行規律；第三，要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第四，“趕超”要知己知彼，立足于本國國情、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制定對策。

　　(點評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董志凱)(李松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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