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本刊記者/文曄

　　“西安寶馬彩票案”后，公證業成為人們的質疑焦點。這時，人們才發現，中國的公證業從身份地位到業務內容，都處在尷尬的“灰色”之中

　　6月2日上午10時，陜西省紀檢監察室主任史俊奇桌上的電話又響了。對方顯然情緒激動，而史俊奇則耐心地解釋：“公證處已經從司法局剝離出去了，他們現在是中介機構，我們管不了了。”放下電話，他苦笑著說，“又是投訴公證處的”。

　　“西安寶馬彩票案”被曝光之后，公眾對公證處的投訴激增。但那些向紀檢監察部門投訴的人們還不能理解一個事實——公證處并非司法行政部門，公證員也不再是國家行政編制了。

　　公證處是“官”還是“民”？

　　不單普通老百姓，就是一些公證主管部門在“名分”問題上也說法不一。

　　5月13日，《華商報》記者曾明確提問“公證處和司法局是什么關系？”西安市新城區司法局副局長陳文社的答復是“新城區公證處是新城區司法局一個科室”。

　　6月2日，西安司法局主管公證工作的王俊副局長回答了中國《新聞周刊》同樣的問題。他說，新城區公證處已經進行了體制改革，現在是為社會提供服務的中介機構，屬于自負盈虧的獨立事業單位。

　　同一個問題，答案卻不同，這實在是有些蹊蹺。

　　中國公證協會秘書長江曉亮對此的見解是，“公證業現在的定位實在是有點尷尬和模糊。因為公證業正處于改革的過渡階段——現在是合作制試點、自負盈虧的獨立事業單位、行政科室三種截然不同的體制并存。”

　　江曉亮所說的改革，是自2000年10月《公證工作改革方案》實施之日起開始的。《方案》規定“凡符合改為事業體制條件的公證處，應在本地行政機構改革時一律改為事業體制。”“改制后的公證處應成為執行國家公證職能、自主開展業務、獨立承擔責任、按市場規律和自律機制運行的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法人”。在改革前的近20年里，公證處都是行政編制，為各級司法部門的一個科室。

　　在這場改革進行了4年后，依據《司法部·2004年中國公證業發展政策報告》，全國現有的公證處3150家中，1365家改為事業體制，另38家進行了合作制試點，也就是說，改成自負盈虧事業單位的不到二分之一。

　　江曉亮說，之所以是這種局面，關鍵的問題是“錢”。

　　在我國東部的經濟發達地區，公證處收入頗豐，它們愿意改成自負盈虧的獨立事業單位。但司法部門不愿放——在有些地方，比如浙江省就采取了妥協的做法——公證處在行政上與司法局脫鉤，但司法局可以向公證處收管理費。

　　這些半脫鉤的公證處雖已改制，但與之配套的人事、財務、稅費和社會保障等制度卻難跟上，更難享有人、財、物自主權。

　　與此相反，在西部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公證處相對也窮，但這些地方的公證處卻紛紛轉成了自負盈虧的事業體制，要自己找飯吃。一位公證員告訴記者：“過去吃公家糧，還可以維持。現在卻失去了公務員這個金飯碗。”為了維持這些公證處，司法局不得不繼續輸血。

　　種種藕斷絲連，讓公證處游離于“官”“民”間的灰色地帶。

　　中介性質會毀了國家公信力嗎？

　　根據西安司法局主管公證工作的王俊副局長解釋，西安的公證處，現在90%以上都已轉制，也就是說，它們已從行政科室變成了自負盈虧的事業單位、提供法律服務的中介組織。然而，這種轉變，現在卻成了人們的一種集中批評目標。

　　6月1日，在一次由陜西全體公證員參加的電視電話會議上，記者注意到，一份名為“救救公證業”的帖子被打印出來，在公證員中廣為傳看。帖子提到“公證改革把公證行業推向了競爭極其激烈的市場，客觀上促使公證機構拿國家證明權作交易，公證工作質量低下是必然的事情。”

　　公證員的個人看法也許難免有失偏頗，一些管理者牢騷卻不能不引人深思。

　　“難道我們不應該反思一下嗎？”西安市司法局公證管理處處長楊曉柯說，“公證處過去是行政機構，現在是中介組織，以后還要向合伙制發展。這種發展路線也許是國際慣例，但它是不是適合我國的國情？”

　　另一位管理者認為：依據國家法規，公證機構是國家的專門證明機構，依法行使國家公證權。改成中介機構以后，公證處不得不考慮營利問題，如此公證處還能不能代表國家？

　　記者在西安也的確觀察到一些怪現狀：

　　在西安街頭，各個公證處的招牌，比麥當勞的還大，雁塔區公證處甚至還在各個公共汽車站做起了廣告。這種激烈競爭轉嫁到公證員身上，就是要多拉業務。一個公證員透露，他每年的業務額為5萬元，而《華商報》記者則發現，新城區公證處每筆業務的回扣高達20%。

　　公證行業內部爭奪案源——公證案件的競爭可以用“慘烈”來形容。西安市新城區方圓不足2公里的區域內，公證處竟有三個。它們分別屬于陜西省司法廳，西安市司法局，和新城區司法局，比較而言，新城區公證處最為弱小。這次，他們拿到了“西安寶馬案”那筆“大生意”，但也做出“犧牲”。江曉亮透露，實際上直到案發，新城區公證處都沒有收到楊永明一分錢。

　　弱肉強食。那些管轄區域小，背后靠山弱(所屬司法局級別低)的公證處在競爭中敗下陣來，情況悲慘。西安市公證協會會長楊曉柯告訴記者，有些區縣公證處“不是吃不飽，而是沒得吃”，工資只能發到2月，其他福利一概沒有。

　　種種問題似乎都在公證處改成中介機構以后一夜產生，難到改革真的錯了嗎？

　　“國家的事為什么不能交給法人去做呢？按照國際慣例，公證處不是行政機構，而是一個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獨立法人。這是我國公證體制改革的大方向。”江曉亮認為，公證最終是一種法律服務，它完全可以通過國家授權交給獨立的法人甚至個人去做。

　　只有作為一個中介機構，公證才能談到“服務”二字。改革以前，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公證的年辦證量是600萬件，而2003年全國辦證1000萬件，這就是“服務”帶來的巨大變化。

　　“從公證在社會所處的地位和作用看，界定為中介這個大方向是正確的，之所以出問題在于缺少配套措施。”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所長王公義說，“改革的最初動因是為了精簡機構，因此只顧把公證行業往外推，等推出去了才發現，公證業生存的基本條件都沒有，由此引發的惡性競爭并非改革的本意。”

　　王公義分析了多個大陸法系國家的公證制度，他們的共性是：取得公證員資格必須經過嚴格的國家考試；公證處的案源必須有基本的法律保證；公證人在國家指定的地域內執業；國家嚴格限制公證競爭。

　　王公義說，從法律淵源看，中國也屬于大陸法系的國家。但從上面提到的種種配套制度看，我們卻差得很遠。其中，沒有法定案源的問題尤為突出。

　　 要不要法定公證？

　　“西安公證競爭慘烈，歸根結底是公證案源嚴重貧瘠，危及公證行業的生存。”楊曉柯說：“當前公證行業的天地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了。”——新近出臺的《撫養法》就把收養公證改成了收養登記，這樣公證處又少了一大塊業務。

　　一個地方公證員說，這種現象在區縣一級公證處表現尤為突出。“查查公證案卷，找不到幾份屬于非公證不可的案子。絕大部分案件都得靠爭取得來。主管領導去爭取，公證人員跑到外面去爭取，坐在家里的放寬審查標準，降低收費，以行業信譽為代價，冒著個人被處分的危險，掙得一口飯吃。”

　　“沒有案源，是公證業的難題，也是立法的難題。”王公義認為，造成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沒有法定公證制度。

　　所謂法定公證制度，就是法律明文規定某些民商法律行為必須經過公證，否則法律行為不成立，在法國、德國等大陸法系國家，法律規定必須公證的事項占所有公證業務的40%～60%。這種制度，不僅預防了社會矛盾的發生，也基本解決了公證員的生活保障。

　　而在我國，這一重要原則卻被“忽視”了。迄今為止，在已經頒行的民商實體法中均沒有法定必須公證的事項。

　　據王公義介紹，上世紀90年代，我國曾經考慮過把有關公證的法定事項寫入各民商實體法中，然而有人提出，等將來公證立法時寫入《公證法》，但這部《公證法》卻遲遲不能出臺。結果，各個法律部門就另行規定了一套登記制度。比如，結婚要到民政部登記，房產要到房管局登記，公司注冊要到工商行政部門登記，現在，各個行政部門都設了一套人馬，形成了現有格局，要想通過《公證法》改變，可以說幾乎不可能了。

　　《公證法》何時出臺？

　　公證業的改革何去何從？

　　此時，最新稿的《公證法草案》就擺在王公義的案頭，至于這是第幾稿他已經記不清了，從1998年開始研究公證立法以來，他已經參與了幾十次修改。

　　“《公證法》每年都列入立法規劃，可是年年立，年年出不來，今年年底能出臺那就是最快的了”，中國公證協會秘書長江曉亮說此話時顯然信心不足。

　　王公義說，《公證法》之所以難產，主要是有三個大問題懸而未決。一、公證權是不是國家證明權？；二、公證機構的性質是什么？；三、如何設定“法定證明事項”。

　　考慮到我國是個地區經濟極不平衡的國家，各方的呼聲完全不同；同時，我國大體上實行的是大陸法系公證制度，卻又不徹底；有英美法系公證制度的成分，但也不徹底，這樣決定起這些問題時就尤其難。

　　到目前為止，專家仍在爭論不休，立法部門仍難定奪，看來公證業還不得不摸黑走一段。“立法謹慎一些，總比立一個錯的法好吧”，王公義說。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