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30日電 中國青年報今天刊文認為，當前，在推進和完善中國官員問責制的進程中，有幾個問題值得重視。

　　 首先，要建立健全問責制的體系。

　　文章認為，問責制是一套完整的責任體系，而不僅僅等同于引咎辭職。一般而言，官員的責任可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為刑事責任，這是最嚴厲的一種承擔責任的方式，此時官員的行為已經觸犯了刑律；第二層次為行政責任，官員的行為雖然還沒有觸犯刑律，但已經違反了有關行政法，因此要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第三層次為政治責任，官員雖然沒有違法，但違反了黨章的規定或者紀律的規定，要受到黨紀處分，甚至被罷免職務；第四層次是道義責任，官員雖然夠不上前面三種情況，但由于其屬下工作不力或者工作錯誤，老百姓不滿意，基于道義，主動辭去職務，即所謂的引咎辭職。

　　文章說，“引咎辭職”與其他三種責任承擔方式的區別不僅在于前三者是被動型的，而后者是主動型的；還在于前三者實行“無罪推定”和“直接責任”原則，而后者則實行“有罪推定”和“間接責任”原則，即只要老百姓對你管轄的范圍內的工作有意見，你就應當明智地選擇辭職；前三者可以說是法定的，后者則主要是一種政治文化、一種政治慣例。“引咎辭職”等問責形式的興起，其實就是要在中國建立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慣例，當然，它也不能取代或者遮掩前三種責任承擔方式。

　　 其次，要進一步明確問責范圍和問責對象。

　　文章說，綜觀一年多來，備受關注的幾起問責事件，我們不難發現其問責范圍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只有在事故或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關注后，才能促成相關責任人被動辭職，至于那些隱瞞事故者，是不會引咎辭職的。而且總的看，目前“引咎辭職”還鎖定在人命關天的大事上，尚未引入決策失誤、用人失察等領域。這與國際社會廣泛的引咎辭職事項相比，顯然范圍是偏窄的。

　　另外，問責對象具體到何人，在黨政領導、正副職、不同層級的官員之間，責任如何分配，也帶有一定的不可預期性。這種不可預期性又與權責不清相連，因而很難令當事人心服口服。

　　 第三，要用程序來保證問責制的健康發展。

　　正當程序是問責制沿著法治的軌道前進、防止陷入人治誤區的保證。文章認為，要使長期習慣于“對上負責”的官員們學會“對下負責”，就應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核心，逐步擴大官員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的范圍，并強化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問責權。在這方面，現行憲法和法律已經提供了一定的文本資源，如人大常委會可就特定問題組成調查委員會，可依法提出罷免案等。(劉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