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要堅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正確處理消費和投資、需求和供給的關系，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努力提高國民經濟循環質量和效率，讓內需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十五五”規劃綱要對“建設強大國內市場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作出重要部署，把“大力提振消費”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提出“統籌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貫徹落實這一任務要求，既要深化對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各項任務的認識，也要準確理解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并在實踐中統籌推進，為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創造更為有利的基礎和條件。

　　統籌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的現實針對性和緊迫性

　　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是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在我國經濟進入更高發展階段、面臨深刻復雜變化的條件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這三個方面并列強調，更加凸顯現實針對性和緊迫性。圍繞這三個方面完成相應的目標任務，有利于準確把握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的緊密聯系，在政策實施中促進三者形成良性互動；有利于消除宏觀指標與微觀感受之間的“溫差”，增強經營主體信心；有利于保障和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增強國內經濟循環的可靠性和可持續性。具體可從以下幾個維度深化認識。

　　實現宏觀政策目標的微觀基礎。相對于其他政策目標，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直接滿足微觀主體即勞動者個人和居民家庭的需要。三者相互之間緊密關聯，形成不可分割的整體關系，既能產生更好的政策效能，也要求對三者予以統籌。這種政策取向和針對性，體現了我們黨對勞動者等微觀主體美好生活需要的深刻認識和高度重視，突出了需求在經濟增長中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方法論層面看，這種三位一體的認識和部署有助于推動政策措施聚焦經濟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并以抓綱帶目的方式予以實施。

　　有效應對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的政策抓手。近年來，外部環境深刻變化，并通過出口和供應鏈加深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國經濟結構轉型進入關鍵階段，同時人口總體上已轉向減量發展階段并呈現少子化、老齡化等趨勢性特征。這導致我國經濟在供給側面臨挑戰的同時，在需求側也面臨壓力，特別是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增強。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可靠拉動力。三者相互賦能，共同構成推動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的重要保障，也揭示出對三者進行統籌的內在邏輯以及改革方向。研究顯示，居民消費水平與收入水平、分配狀況緊密關聯，居民消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即居民消費率)與全社會可支配收入中的住戶收入占比、與初次分配中的勞動報酬占比都高度正相關。

　　投資于人的重要領域和政策落腳點。把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起來，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是我國經濟邁入更高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也是積極應對經濟結構轉型中突出問題的迫切需要。其一，在更高發展階段，人民生活品質的提高部分主要來自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政府越來越多地承擔主要支出責任；其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物質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有所降低，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開啟增長新動能要求對具有報酬遞增性質的人力資本加大投資力度；其三，民生領域存在一些堵點和短板，主要表現在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覆蓋率以及均等化程度有待提高，這些都需要在加大投資于人力度的總體部署下予以破解和補齊；其四，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幅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一方面使投資于人具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投資于人使科技革命帶來的發展紅利得到分享。統籌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既為投資于人確立了政策實施的落腳點，也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著力破解結構性就業矛盾

　　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高質量充分就業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必然結果。當前，我國就業矛盾發生變化，已經從總量性矛盾轉變為結構性矛盾，同時勞動力市場也回歸充分就業常態。這決定了促就業的政策著力點應從擴大就業規模轉向提高就業質量，從應對周期性失業轉向破解結構性就業矛盾，提升勞動力市場匹配水平。

　　提高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水平。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隨著產業結構調整、新技術廣泛應用于各行各業，一部分傳統崗位被替代，同時新產業、新業態和平臺經濟也創造出大量新就業崗位，并相應改變了就業形態，最突出的特點是就業的非單位化。對于傳統就業形態，勞動就業法律法規的執行和監督，最低工資、勞動合同、集體協商等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實施，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都是依托就業單位進行的。這些方面對于新就業形態并不完全適用。因此，應按照勞動力市場新特征新要求，提高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水平，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和社會福利等各項制度。

　　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一般來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就業質量提高，大都是通過勞動力按照勞動生產率從低到高順序流動實現的。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勞動力從農村向城鎮轉移、從農業向非農產業流動，在宏觀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在微觀上提高了勞動者報酬，就業質量也隨之提升。同時要看到，在產業結構變革加速的情況下，也會出現勞動力反向流動的現象。特別是在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制造業比重下降、崗位自動化程度提高等情況下，勞動力轉移速度會放慢、轉移范圍會收窄。研究顯示，近年來，我國農民工就業出現本地化趨勢，而不是流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大中城市。同時，也有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第二產業向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第三產業轉移。對此，要采取有力改革舉措和宏觀調控政策，鼓勵引導勞動力向勞動生產率更高的地區和行業流動，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

　　增強以大齡和青年勞動者為重點人群的人力資源供需匹配度。勞動力市場供需匹配的核心是勞動者的技能。這主要由勞動者通過學校教育、職業培訓、工作經驗積累等人力資本培養機制獲得。快速的技術變革和產業結構升級，往往會造成勞動者技能培養滯后于技能需求更新換代，形成以人力資本供需不匹配為特征的結構性就業困難。這種情況在大齡勞動者和青年勞動者群體中更常見。大齡勞動者往往因受教育水平偏低，技能更新能力和勞動力市場適應力都偏弱，“數字鴻溝”也會進一步擴大他們面臨的技能缺口；青年勞動者面對的就業困難，通常在于缺乏工作經驗，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可能進一步削弱那些技能水平較低的青年勞動者的競爭力。對此，要采取相關政策措施，加強技術技能培訓，幫助重點群體更好適應智能化時代的就業崗位要求。

　　推動增加收入和改善分配同步

　　居民收入持續增加和合理分配，是人民生活品質提高和民生福祉改善之源，也是全體人民共享現代化建設成果的具體體現。立足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應認識到“增收入”不僅包括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還包括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因此，應從更深更廣的層面理解“統籌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的要求，這是推動政策措施更有針對性、政策效能更加顯著的前提。

　　推動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才能有效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居民收入的提高歸根結底要靠做大“蛋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2012—2025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年均增長率分別為6.0%和5.7%，不僅都實現了合理增長，而且居民收入增速還有所領先。“十五五”時期，無論是有效應對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挑戰，還是實現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都需要經濟增速保持在合理區間。這也對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持續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時還需要優化收入分配格局，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得到明顯改善，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從2013年的2.81∶1縮小到2025年的2.31∶1。但與各國現代化的共性經驗相比、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相比，收入分配格局有待進一步優化。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供強需弱矛盾突出，擴大居民消費已經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優化收入分配格局已成為打破消費不足和需求偏弱對經濟增長制約的必然要求。這也意味著，分好“蛋糕”成為做大“蛋糕”的必要條件，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努力能夠為促進經濟增長進而增加居民收入作出貢獻。

　　優化收入分配格局，不能只靠市場自發調節形成的“涓滴效應”，更需要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相關領域的體制機制，使各方面政策措施產生協同合力。國際經驗表明，初次分配并不足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而采用稅收和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能夠顯著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其保持在合理范圍內。近年來，我國通過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政策措施精準性等，推動居民收入分配狀況持續好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顯著縮小，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斷提高，顯示出政策理念及其相關措施的關鍵性作用。

　　以加強民生建設穩定預期

　　預期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無論是消費者還是投資者，在面對經濟環境變化時，心理預期和反應行為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變化。這將相應影響到他們的預期及行為。比如，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居民就業和收入會對經濟增長速度產生一定依賴，當增長速度變化、發展動能轉換時，人們在心理上往往需要一個適應過程。又如，在經濟增長遭遇周期性波動之后，居民家庭預算曲線既有平衡受到沖擊，家庭財務狀況也會發生變化，可能對居民預期和行為產生影響。再如，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增長乏力、地緣政治沖突多發、大國博弈復雜激烈等外部環境變化，也會使消費者產生規避風險傾向，影響其預期和行為；等等。這些因素都會導致居民預期不穩，使居民消費趨于謹慎。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變化是一種常態，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也是難以避免的。我們不應該也做不到為了消除不確定性而阻止變化，而應著力降低因變化造成的預期不穩。有效應對這些問題，一方面，應通過統籌宏觀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對沖各種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應著眼長遠加強制度建設，穩定居民作為消費者的預期。統籌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為政策實施和制度建設確定了基本框架。著眼于三位一體的總體要求和統籌考慮，應在以下方面著力。

　　強化公共就業服務體系。這項制度建設的主要目標是提高人力資源的供需匹配水平，即通過加強教育培訓來提升和更新勞動者技能，促進學校教育同工作培訓的有效銜接，提升人力資本應對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帶來就業挑戰的能力和水平，并形成新的人口紅利，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新增長動能；促進勞動力市場發育成熟和功能完善，暢通勞動力合理流動渠道，提高人力資源供需的匹配水平和配置效率。為此，要轉變政府公共服務和支出理念，在提供就業服務和培訓、增加公共產品供給、完善激勵相容機制等領域深化改革。

　　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環節，推動勞動者工資和居民收入合理增長，推動勞動要素與其他要素之間的報酬分配趨于合理，縮小城鄉之間、部門之間和居民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時，實施積極就業政策、完善勞動力市場制度，提高勞動參與率，整體提高就業質量，實現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顯著提高。優化稅制結構，合理調節收入分配格局，鼓勵科技向善、創新向善、智能向善，顯著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尤其是強化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的再分配作用，持續縮小居民收入差距。

　　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積極貫徹落實投資于人理念，圍繞在全生命周期內為全體居民提供更廣泛、更高質量、更均等、更普惠的公共產品，實現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惠及全體人民的目標推進制度建設。具體包括：完善以提供生育、養育等領域基本公共服務為重點的人口支持政策以及包括養老、助老、銀發經濟等在內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政策，健全以提供教育、培訓、再教育為中心的人力資本培養體系，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動形成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包括保障性住房政策等在內的其他社會福利體系。

　　(作者蔡昉，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 人民日報 》( 2026年04月21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