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出官”是政績觀錯位的典型表現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批評有的領導干部“為撈取功名不惜做假賬、玩數字游戲、報虛假政績”，并鮮明指出這種做法“害人害己，是要不得的”。數字具有直觀、簡明的特點，用其考核干部政績、客觀反映實情、服務科學決策，是現代社會治理所需。然而，如果黨員干部為求職位升遷，用數據包裝政績，玩數字游戲、搞政績“美顏”，就會陷入形式主義的泥淖和治理失效的怪圈，其危害不容小覷。

　　“數字出官”的癥結在一個“虛”字。有的領導干部深陷“數字迷思”，把好政績簡單等同于漂亮數字，執念于憑“數字”論英雄、以“指標”量好漢，為此不惜脫離實際搞謀劃、忽視規律搞超前發展，只“求顯”不“求潛”，只“求快”不“求實”，數字光鮮亮麗，質效卻嚴重“縮水”。然而，虛數據撐不起實政績，只會掩蓋矛盾、誤導決策，浪費財政資源、透支發展后勁。數字與發展實際、群眾所感不相匹配，“假把戲”早晚會“現形”，結果是害人害己。為何要給數據注水？出發點是想用漂亮數字為升遷“鋪路”，根子還是在黨性不純、私欲膨脹上，把從政干事和個人名利綁在一起，為滿足一己之私喪失對基本事實的尊重、喪失對初心使命的堅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防止出現‘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惡性循環。”“數字政績”之所以屢禁不止，個別重顯輕潛的考核導向和層層加碼的考核壓力是重要原因，客觀上造成了數字與“官位”之間的不當聯結，形成了惡性循環。如果靠漂亮數字就能引起上級注意、獲得升遷機會，必然會加劇更多領導干部的“數字政績”沖動，把功夫下在虛功上。而那些靠“數字政績”走上更重要崗位的領導干部，又需要用更多造假來掩蓋矛盾。如此循環，就會讓取巧者鉆營得利，讓實干者吃虧寒心，嚴重損害一個地方的政治生態和發展根基。

　　數字不是發展的目的，“數字政績”不等于民心實績。評價經濟社會發展如何，衡量黨員干部政績好壞，從來不是看一串數字漂不漂亮，而是看群眾的心聲有沒有人來傾聽，群眾在教育、就醫、就業等方面的煩心事有沒有妥善解決，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沒有增強。谷文昌造林治沙、焦裕祿治理“三害”，他們的政績都不靠數字堆砌，而是寫在群眾心中，寫在一個地方的發展根基上。走出“數字迷思”，就要把精力放在提升發展實效、增強發展后勁上，放在增進人民福祉上，擠掉水分，追求實實在在的增長。不能只看總量的增加，更要看結構的優化；不能只盯著立竿見影的項目，更要做好打基礎的工作；不能只算經濟賬，也要算好生態賬、民生賬。真抓實干得來的政績，才能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的檢驗。

　　匡正“數字出官”錯誤政績觀，必須破虛立實。一方面，強化思想引領，引導黨員干部擰緊思想“總開關”，把理論學習“常”駐于心，把實績實效“常”立于行，涵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和歷史擔當，真正從思想根子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另一方面，破除“唯數字”“唯排名”傾向，用好政績考核指揮棒，科學劃定“考什么”的目標體系，精準評量“怎么考”的方法邏輯，實現多維數據交叉驗證，切實推動從“對數字負責”向“對群眾負責”的轉變。此外，還要擦亮監督的“探頭”，不斷完善黨內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等各方力量參與的監督體系，對數據造假“零容忍”，讓錯誤政績觀無處遁形。

　　凌空蹈虛，難成事業；求真務實，方能功成。干事創業，靠的是實干，拼的是擔當，憑的是本事，來不得半點虛浮。領導干部須時刻堅守實事求是這一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守住數字真實的底線，以實打實的業績交出履職的合格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