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瑞娟(1957年2月)

　　1月1日，這是個多么令人喜悅的日子。舊的過去，新的來臨了。我和伯鴻就是這一天結婚。

　　結婚的前幾天，我們要到區人民委員會去登記，臨去之前，我和他開了一個玩笑。我對他說：“結婚登記處的人為了執行婚姻法，對于男方詢問得特別詳細，你要小心準備了。”他卻若無其事地說：“一切事情都可公開，既合法又合道德，不用愁慮。”我笑了笑告訴他：“人心難測的，就有這樣兩位青年男女，他們交往了一個時期后，到政府去登記結婚。登記處的人問女方結婚是否自愿，女方沒有表示，急得男方滿頭大汗。最后女的搖了搖頭，登記就沒有成功。假如我們的事我也搖搖頭，看你怎么辦？”他調皮地說：“你要會搖頭的話，祝英臺就不會為著真正的愛情去犧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來，我知道他這句話是因為我經常扮演梁山伯而說的。

　　新房里的重逢

　　結婚，事先沒有通知別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劇院的朋友都來了。演夜場的，下裝之后還趕到我們家里。盡管我們準備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們，可是總有一點不放心，因為院里有好些人是鬧新房的能手，尤其一個做音樂創作的朋友不好辦，只要他在場，非要把人鬧得夠受不可。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可是，事件的發展又往往出人意外，當我擔心的那位先生隨著眾人擁進了新房之后，伯鴻和他都怔了，原來他們是分別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這個意外的重逢，這次鬧房得以安全度過，我們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針，互相喂了糖，報告了戀愛的經過之后，大家就放過我們了。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禮，被我阻止了。但送禮的人還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師，她送給我們一對花燭。這對散放著柔和光彩的花燭，給我們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悅氣氛。當最后一個賀喜的人離開之后，它仍舊燃燒著，按照婆婆的意見，靠近燭臺的墻上，懸著一個福祿袋，因為找不到鐵劍，我把那把跟著我受盡風霜在舞臺上用的鐵劍配在上面。

　　有緣千里來相會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這是伯鴻剛才回答鬧房者的話，它卻一直在我心頭縈回。我和他在相識之前，已經有了長時間的通信。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過她使我對伯鴻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時代的生活，有了透徹的了解，真像我們在一起長大的一樣。去年9月，我們第一次相見，不知怎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頭，再也移不掉。終于我和他結成了終身伴侶。

　　對于婚姻問題，我過去的確不打算考慮的。準備趁自己年輕把自己演戲所得積蓄點錢，將來隱避到鄉下去度過藝人在舊社會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但是，中國解放了，一切都變了。對于整個社會，我由痛恨而熱愛，我愛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現在，藝術成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獻給祖國的藝術事業。

　　在蜜月里

　　結婚之后，我們到蘇州去游玩了幾天，然后在上海度過了蜜月。在這些日子里，伯鴻仍到中國青年報上海記者站工作，我每天也到越劇院去。早上，伯鴻知道我睡得晚，又是易被驚醒的人，他總是抱著衣服輕步走到外室去穿。晚上，我回到家里，他已經靜靜地坐在桌前看書了。他總是把他從書上看到的或者采訪中遇見的“故事”一一講給我聽。有時候我們一起去觀看越劇，回家以后，我要他提些意見，他卻笑笑默不作答。怎么辦呢？我就用這樣的話去激他：“原來嘛，你對越劇是沒有感情的。”于是他急了，不得不將他的意見原原本本地講出來。他是愛好戲劇的，同時還愛好音樂。當院里正在討論音樂問題時，我把我的看法提出來和他商量；也是這樣，開頭他總是默默無聲，到后來才將自己的見解詳細地發表。我們談了很多問題，有融洽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我們總是這樣結束我們的談論：“我們懂得太少了。”因此，我們有個打算，要大量地買些書，提高我們的業務、知識和藝術修養。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個對生活并不十分計較、對工作卻十分熱愛的人。有一次為了添置幾件衣服，我拿回幾個呢料的樣品，問他喜歡哪一種。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種都可以。”一個月以來我還不知道他喜愛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愛吃。可是這卻使我這個作為妻子的人有些躊躇了。他認為：“我們的生活比過去好多了，不能夠因為革命勝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費。”他平日總是和顏悅色的，可是有一次我見到了他嚴肅的臉色。我對報社記者約我寫稿表示討厭，認為這是一件麻煩事。他批評我這樣是不對的，并要我認真地寫好那篇稿子。我覺得他的意見很正確，終于把稿子寫成了。原來他對自己的職業是非常敬重和熱愛的，這也影響了我，如我曾經考慮過：“現在我演小生，將來演什么角色呢？”在這種問題面前，他是十分果斷的，他表示，我應該將小生演到底。我也就決定這樣做。

　　慈祥的婆婆

　　1月底，我離開上海赴東北演出。路過南京時，在那里演出了兩星期。伯鴻的父親在南京工作，于是我又有機會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開始我很擔心，婆媳關系不好是常有的事，我的婆婆不知怎樣。可是沒有幾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熱心的人，在我演出時間，她經常等候我直到深夜，在我臨睡之前她跟我總要喃喃地談些心里話。我們談得十分投機，計劃著將來如何生活，使每一夜過得都很有趣。我的擔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從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親的溫暖和母愛。離開南京的那天，我和婆婆真是難舍難分。眼淚從她老人家眼里流下來，我也哭了。只能硬著頭皮背身離開。新社會是幸福的，我在這幸福的社會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也不能擺脫幸福中產生的苦悶。我覺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覺得人民給我的榮譽太大了，國家給我的照顧太多了，我擔心自己會辜負他們。怎么辦呢？我已經定了進修計劃，決心不畏艱難努力。

　　(195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