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分社編委季明：

　　“預期性”社會穩定因素的力量

　　因對國家和個人未來發展的正向預期，而愿意承擔暫時的個人利益損失，自覺維護社會穩定

　　整個2009年，在年頭時最讓我們擔心、在年尾時又最讓大家寬慰的，就是中國社會成功抵御住了因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社會風險和矛盾，總體上仍然保持著大局的穩定，體現出中國社會成熟度和抗風險能力的提高，為我國經濟率先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奠定了重要的社會基礎。

　　探求風雨之中我國社會的穩定之源，記者發現一種自改革開放以來就一直存在、進入新世紀之后則更加明顯的力量——“預期性”社會穩定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具體表現為因對國家和個人未來發展的正向預期，而愿意承擔暫時的個人利益損失，自覺維護社會穩定。

　　這種力量，可以在一度回家但堅信還能回到城市工作的返鄉農民工的眼中看到；可以在暫時收入較低但堅信明天會更好的應屆大學畢業生身上看到。

　　2010年，同處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的中國社會，注定不能拒絕社會熱點事件的發生。但是各級黨委政府應當認真總結在應對危機中維護社會穩定的成功經驗，不斷通過依法行政和經濟發展等正向激勵，進一步促進“預期性”社會穩定因素的成長，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和長治久安。

　　減弱金融危機沖擊強度

　　2009年伊始，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公布的一組數據讓全國人民揪心：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外需減少，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過去主要從事外貿的企業遇到了一些生產上的困難，全國約有2000萬農民工由于經濟不景氣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而返鄉，占外出就業農民工總數的15.3%。再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隊伍的農民，當年共有2500萬農民就業壓力比較大。

　　同樣受到金融危機直接沖擊的還有當年610萬應屆大學畢業生群體和近100萬往屆未就業大學生群體，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巨大就業壓力，為中國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的風險。

　　關鍵時刻，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發揮了應對金融危機中的“見事早、行動快”決策風格，果斷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大增強了“預期性”社會穩定因素的作用。

　　可以說，金融危機全面檢閱了當前我國維護社會穩定的各方面力量和資源。在中央層面，中央財政2009年投入420億元資金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同時組織了大量基層就業項目——吸納20萬大學畢業生到基層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崗位工作，選聘兩萬名“村官”到各地基層黨支部村委會工作，安排5萬至7.5萬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教師特設崗位，提供“三支一扶”(支農、支教、支醫和扶貧)計劃2萬多個崗位，選派1萬名應屆畢業生服務西部……

　　各地紛紛出臺相應措施，鼓勵企業盡可能不解雇或者少解雇農民工，盡可能繼續招收應屆大學畢業生；對暫時沒有工作的農民工給他們提供更多的職業技能培訓機會；凡政府投資的公共設施建設，都要盡可能地多吸納農民工去就業，對于已經返鄉的農民工，政府要采取以工代賑的辦法，鼓勵他們參加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幫助農民工回鄉以后自己創業等。

　　更為可喜的是，為數不少的企業和社會組織開始在應對社會風險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維穩力量。國務院國資委下轄的中央企業中有99戶在去年招收應屆大學畢業生20.3萬人；而上海、浙江等地的眾多行業協會和民營企業更是在經濟寒冬中喊出“不裁員、不減薪”的感人口號，并付諸行動。

　　這些行之有效的應對措施極大鼓舞了一時身處困境的人們。在2009年與返鄉農民工、應屆大學畢業生的面對面交流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們對當下困難的憂慮和對未來發展的信心并存，相信沒有邁不過去的坎兒；對未來堅定的正向預期，成為他們能夠堅持下去的重要精神動力。

　　2009年春節前，因公司倒閉而返鄉的安徽籍農民工張運笑著對記者說：“就當是公司放了一次長假。”三個月后，記者收到了一條陌生手機傳來的短信：“我在浙江的新公司里找到工作啦！張運。”

　　四大社會穩定因素等待破題

　　在就中國社會穩定問題對有關專家的眾多采訪中，記者印象最深的是國內知名社會學家、上海大學副校長李友梅教授說的一番話，她告訴記者：“穩定的期望值是最好的社會維穩力量。”

　　就在歲末年初，中央和各地又圍繞著“預期性”社會穩定因素出臺了一系列針對性的措施，讓我們對2010年充滿期待。

　　因素一：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有望讓老百姓的錢袋子更鼓一些。

　　由工資“被增長”引發的被動式組詞熱潮，成為去年中國互聯網的一大熱點，其背后反映了人們對改革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切期待。連續三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2009年的會議更是強調“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有關專家指出，改革的重點是改變當前“國家和企業分得多，居民分得少的現有分配格局”，提高國民勞動報酬占比。

　　因素二：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勢頭有望減少老百姓的焦慮。

　　房價“瘋漲”，不僅是經濟問題，更帶來嚴峻的社會問題，不僅是“蟻族”生活不易，希望改善住房的普通市民眼望著一日一價的樓市也心急如焚。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后，政府對房地產業的調控思路逐漸明晰：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個人住房轉讓營業稅征免時限由2年恢復到5年，同時強調，重點是在保持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同時，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加強市場監管，穩定市場預期，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

　　業內人士分析，今年房價過快上漲的態勢有望得到遏制，“盤整”將是樓市的主基調，也讓老百姓能夠緩解一些生活壓力。

　　同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上海考察保障性住房工程時也指出，要把保障性住房建設放在房地產業發展的重要位置，在財政、金融和土地政策上給予大力支持，讓城市廣大中低收入者安居樂業。2010年，中央要求各地加快針對中低收入群體的廉租房、普通商品住房和農村危房改造，這讓人們看到了希望。

　　因素三：動拆遷條例修改有望緩解社會矛盾源。

　　在國內各大城市，因城市動拆遷而引發的矛盾已經成為社會矛盾的主要來源。去年12月，國務院法制辦召開專家研討會，聽取民法、行政法方面的專家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修改工作的意見。

　　作為下位法的現行拆遷條例與我國《憲法》以及已經頒布實施的《物權法》相關精神是否相悖以及應當如何修改等問題都有望得到答案，具體到被拆遷人，必將在動拆遷條例修改后受到更充分的保障。

　　因素四：社會保障水平繼續提高有望讓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安心。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土地保障為返鄉農民工吃了一顆“定心丸”；而目前已經明確的一系列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的具體政策，也將為中國社會的穩定提供堅強后盾。

　　新醫改方案要求在三年內各級財政新增投入8500億元，緩解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加上“新農合”，目前已有12億中國公民能夠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障，各地保障標準線也在不斷上浮；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在去年覆蓋到10%左右的縣(市)的基礎上，今年還將進一步扎實推進。

　　化解矛盾要“長短結合”

　　2009年，我國在化解因國際金融危機而產生的潛在社會風險和矛盾方面，交上了一份令人心安的答卷。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這一年社會熱點事件仍然層出不窮，根據權威部門統計的社會群體性事件和刑事案件的發生數量也仍在增長之中，化解社會矛盾迫切需要“長短結合”。

　　從短期來看，各級政府部門迫切需要加強應急處變的能力，2009年社會公共事件的一大特點，就是許多“小事”經政府部門不恰當的處置方式后，迅速被放大為全社會關注和評論的焦點，從而“小事炒大，大事炒炸”。

　　云南“躲貓貓”事件、杭州“70碼”事件、鄧玉嬌事件、上海“釣魚執法”事件無不遵循著這一規律：政府在事件發生之初發布不準確的調查結論，引發媒體和網絡的強烈質疑，再次調查后對原先結論進行修正，從而引發政府公信力的危機。

　　在加強應急處變的“一案三制”建設，即制定修訂應急預案、建立健全應急體制機制和法制等“技術性變革”的同時，記者認為當前還有一項迫切的任務——牢固樹立各級領導干部的群眾觀點，增強與群眾的血肉聯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一針見血地指出，群眾觀點的強弱，實質上是對群眾感情問題，是世界觀和宗旨意識的問題。

　　他說，我們和我們周圍的許多人，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早已解決了溫飽問題，對一些群眾生活之艱難可能缺乏切膚之痛。這些局限，容易使我們以個人的體驗代替群眾的感知，以發展的艱難作為難以解決民生困苦的托詞，以過高的利益訴求掩蓋群眾工作的不力，以輿論的炒作回避對工作過失坦誠的檢討。

　　應急處變能力的提高和群眾觀點的牢固樹立，都將正向加強“預期性”社會穩定因素。從長遠來看，我國的社會管理體制一定要逐步完善，一方面是以民生為重點完善社會福利體系，讓人民生活得安心放心；另一方面是進一步完善社會組織體系，讓老百姓找得到除政府以外能夠反映利益訴求的地方，拉長社會矛盾的反應鏈條。□

　　季明 新華社上海分社編委、浦東采訪中心主任。連續4年采訪全國兩會，多次參加新華社組織的《重大社會動向調查》《群體性事件調查》《互聯網管理體制調查》《基層黨建調查》等重大主題調研，為中央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對社會矛盾有較深研究，多篇作品曾獲全國人大好新聞一等獎、上海新聞獎等多個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