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重慶分社副總編黃豁：

　　社會矛盾糾結于公私博弈

　　人民群眾日益增強的權利意識和公民意識，與缺乏制約、監督并拒絕“被馴服”的公權，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與消長，將決定中國未來的走向

　　當前我國社會矛盾呈現一種高發態勢，觸點多，燃點低，處理難，用官方的說法就是“社會矛盾凸顯期”。從2009年的情況來看，這種情況仍然沒有改變，有的地方甚至在重復犯錯，沒有長進。

　　2008年貴州的“甕安事件”、云南的“孟連事件”之后，從中央到地方都在總結經驗，培訓干部，防范類似惡性事件發生。但是，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卻幾乎是“甕安事件”的“翻版”，甕安是女中學生意外死亡，石首是飯店廚師意外死亡，結果都“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釀成非階層性的、無直接利益性的群體沖突。

　　從表象看，當前的社會矛盾觸點很多，企業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環保維權、勞資糾紛等都是熱點領域，各種矛盾沖突層出不窮，涉及社會各個階層。從總體上看，當前的社會矛盾實質是利益沖突，絕大多數都是群眾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利益個體自發組織起來，通過集體行動，喚起政府的關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政府的確認和保障。

　　但從根本上講，當前社會矛盾的糾結點在于——人民群眾日益增強的權利意識和公民意識，與缺乏制約、監督并拒絕“被馴服”的公權之間的矛盾，或者說是“公權”與“私權”之間的博弈。這兩者力量的對比與消長將決定中國未來的走向。從這個角度來看，就能理解為何當前社會矛盾的敏感性、關聯性、對抗性及破壞性正在不斷走強。

　　“公權”VS“私權”

　　當前“公權”與“私權”的兩端對立與暴力博弈，在城市拆遷領域尤其表現得淋漓盡致，將之比喻為“拆遷戰爭”也不為過。

　　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發展，土地價值倍增，由此帶來的巨額出讓金、財政收入以及房地產業拉動的GDP增長和官員政績，使一些地方實際上形成了“權力+資本”的自利型政治集團，權力在市場經濟中的巨大魔力讓他們欲罷不能。

　　而拆遷戶插國旗、扔燃燒瓶、點煤氣罐，甚至舉火自焚以命抗爭都不能阻擋推土機摧毀家園，還可能因“暴力抗法”進班房。在法治社會下，類似拆遷的利益沖突完全可以由司法途徑獲得解決，但現實社會中，法律在公權力面前顯得軟弱，私權的保障也就無處落實。

　　在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的情況下，一些地方類似于“山寨王國”，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在自己的轄區內主宰一切，除了外交、軍事、國防這些內容沒有，他們擁有的權力幾乎跟中央沒有區別。有了“權力通吃”的底氣，掌握公權的人當然不愿意與他人協商，更不可能讓渡利益，達成妥協。

　　而另外一方面，改革開放30年來，尤其是互聯網在我國迅猛發展10余年來，民眾公民意識、權利意識、責任意識普遍覺醒，擺脫了臣民對人的依賴，擺脫了市民對物的依賴，擺脫了人民的敵我二分法，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的熱情高漲。一些地方的執政者如果意識不到，或者抗拒這樣的時代變化，那么社會矛盾的對抗性及破壞性只會越來越強，可能陷入“不走到絕路決不回頭”的歷史陷阱。

　　讓人擔心的是，在近來的一系列社會熱點事件中，無論是掌握權力的基層官員，還是維權的普通民眾，對在法治框架內解決矛盾沖突都缺乏信心和耐心，造成兩端對立，難以達成社會契約。大家似乎都覺得唯有暴力、國家機器等強硬手段才是解決問題的“特效藥”，而曾被大家稱道的重慶處置出租車罷運事件的“對話——協商——妥協”模式如同曇花一現，始終未能成為主流。

　　比如2009年發生的“通鋼事件”，憤怒的國企職工直接將入主的民營企業總經理毆打致死，這種仇恨的宣泄與極端情緒其實是企業改制問題的總爆發。長期以來，企業改制中職工訴求渠道不暢，“被剝奪感”、“被忽視感”成為工人的集體意識。在上訪、護廠、堵路等手段已經讓社會麻木，引不起重視后，工人的行為必然趨向于極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暴力化的討價還價。

　　正視跨地區、跨階層聯合維權

　　近年來，維權群體跨地區、跨階層聯合的趨勢日漸明顯。他們為什么這么做？答案很簡單。共同的利益訴求、共同的身份認同讓維權者很容易找到共同點，自然就會形成超越地域界限的階層聯合。

　　從自己了解的情況看，“維權”群體維護的都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且絕大多數都有一定道理，幾乎沒有因意識形態或政治因素而形成的“維權”群體，中國老百姓絕對不會吃飽了飯沒事干就成立一個什么組織讓政府鬧心。因此，政府要重視他們的訴求，而沒有必要過度緊張，甚至將其視為潛在的政治敵手從而激化矛盾。

　　更為關鍵的是，在一些地方，對于“維權”群體，不少官員信奉的是“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上訪群體的人數越多，聲勢越壯大，當政者出于“穩定壓倒一切”的考慮，就越重視。這也是“維權”群體跨地區、跨階層聯合的重要推手。

　　看看不少地方編撰的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書籍就覺得可笑：規定干部在有50人聚集時應該如何如何，100人聚集時應該如何如何，500人聚集時應該如何如何。以“維權”群體人數的多少來衡量群眾訴求的重要性，這是很荒謬的。

　　按照這種邏輯，人數多、鬧得兇的問題就解決，難道涉及一個普通百姓的訴求就不解決？難道人數上了一千就每人發點錢買平安？實際上，不少官員就是這樣盤算的。比如，入評2009年官員“雷人”語言之一的河北承德某鎮黨委書記，面對一位上訪的66歲老人很不耐煩，讓其“要跳樓到五樓”。但是，如果這位黨委書記面前站的是上千名上訪老太太時，估計他就“高度重視”了，哪怕下跪來平息事態他都愿意。

　　從一般性群體性事件轉化為惡性事件的規律來看，基本上都是由于基層執政能力低下，反應遲鈍，處理失當而導致的“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近年來一些重大惡性事件看似突然爆發，但實際上都經過了“民意-民怨-民怒”的過程，并非不可逆轉和無法先期控制。

　　我在2007年第24期《瞭望》上將這一情況概括為“體制性遲鈍”，即：當前各地黨委、政府系統大都有一套完備的信息報送、矛盾預警和應急處理機制，也出臺了詳細、規范的文件。但當社會輿情初露端倪，可能升級為社會沖突時，有些基層黨委政府卻往往不能及時有效地發現、分析、追蹤、監控、防范，使事態不斷惡化,出現“預警機制不預警、應急機制不應急”的怪現象。

　　避免一般群體性事件轉化為惡性事件，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堅持“及時、公開、透明、公正、依法”的處置原則。當前特別要注意網絡輿情，突發事件第一時間發聲，熱點敏感問題及時回應，政府重大中心工作及時向公眾通報。只有樹立“打主動仗，下先手棋”的傳播思維，才能有效阻止流言、謠言誤導群眾、網民，才能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支持度。

　　社會穩定須風險評估

　　近年來，不少地方嘗試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主要是各地都有切膚之痛。如何減少因決策、政策失誤激起民怨？如何避免“與民爭利”引發社會沖突？這是近年來各地普遍感到棘手的問題。

　　在近年全國各種矛盾沖突中，不少都是因為對涉及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重大政策、重大項目和重大改革考慮不周或者估計不足而發生的。我認為，對關系廣大群眾根本利益的重大決策、關系較大范圍群眾切身利益調整的重大政策、關系相當數量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項目、關系相當數量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事關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和問題，都應當從合法性及合理性、實施或出臺的前提條件、對自然環境、社會治安的影響等方面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

　　比如，一些關系相當數量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項目，就應當重點審查項目是否履行了審批、核準、備案的法定程序，項目實施的資金能否得到落實；項目實施是否進行了生態、人居等環境影響評估，涉及征地、拆遷、移民等補償安置是否合法合理，等等。

　　而從一些省市的嘗試來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難點也浮出水面：當“官意”與“民意”相悖時，如何尋找利益的平衡點、由誰來裁定？

　　以法凝聚公民力量

　　和諧社會絕不是一個沒有利益沖突的社會，而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并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法治的社會。而要實現這種調節和均衡就必須靠“法”。因此，社會各階層一定要有“法”的精神和信仰。

　　新中國的歷史證明，一旦法治沉淪，往往就是人治橫行，權力為所欲為，社會混亂的時期。因此，1997年黨的十五大，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在化解社會矛盾的路徑選擇上，讓全社會形成“法制軌道內解決矛盾沖突”的共識，要讓大家“信法不信權”、“信法不信訪”、“信法不信鬧”，告別青天情結，擯棄“子民心態”。從當前的情況看，要給人們以法治信心，還需深化司法改革，以《憲法》為根本，約束公權力，將政府所有權力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并由此賦予政治權力的正當性。

　　比如，在民怨糾結的城市拆遷領域，被指違反憲法的《城市房屋拆遷條例》成了強拆者的“尚方寶劍”，而2007年才通過的《物權法》在拆遷戶手中卻成了“無權法”，導致各種亂象叢生，沖突激烈。

　　正如學者王琳所指出，因為違憲審查機制沒有得到履行，違憲的法規和規章才可能大行其道，并持續傷害民眾利益，導致上訪事件。而如果違憲審查“做好”了，恰恰可以減少上訪，預防上訪�！�

　　黃豁 l997年畢業于四川大學新聞系，歷任新華社云南分社、新華社重慶分社記者、部門主任，現為新華社重慶分社副總編輯，主任記者。長期從事時政、法制類報道，近年致力于研究轉型期社會矛盾、社會結構、社會治理及黨建等問題。參與過諸多國內重大群體性事件、重大案件、重大公共事件的報道，曾獲中國新聞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