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社會管理新格局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和社會矛盾凸顯期，2010年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任務艱巨繁重。當前社會矛盾觸點主要有哪些？為什么說當前社會矛盾的敏感性、關聯性、對抗性及破壞性增強？怎么看“維權”群體跨地區、跨階層聯合的趨勢？如何避免一般群體性事件轉化為惡性事件？在抓源頭方面，怎樣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在建機制方面，怎樣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建立有效的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在凝聚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的共識和整合公民力量上，有哪些建議？各地區近年來在形成“依法有序表達訴求”和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方面，有哪些新探索、新經驗？

　　《瞭望》新聞周刊特邀長期在一線調研的4位記者，圍繞怎樣抓住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創新社會管理等內容與編輯部對話——

　　新華社江蘇分社副總編輯郭奔勝：

　　尋良策化解風險

　　總體上說，當前的社會矛盾仍是發展中的矛盾，是可調處的、可解決的。關鍵是找到化解風險的辦法

　　“觸點”(touchspot)，即是敏感點或“壓點”，一碰就能夠感知到，甚至作出一定程度的反應。引入這個生物學上的術語來分析社會矛盾，反映了人們對社會矛盾認知的深化。當前的社會矛盾的確敏感點多多，一些地方、一些領域、一些環節似乎有“火星四濺、一點就著”的苗頭。

　　但也要看到，無論矛盾如何交織和復雜，當前我國社會仍然符合中央判斷的“發展黃金期和矛盾凸顯期”的階段性特征。總體上說，社會矛盾仍是發展中的矛盾，是可調處的、可解決的，關鍵是找到化解風險的辦法。

　　警惕“五大不公感”

　　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需要警惕以下“五大不公感”誘發大的社會事件：一是分配不公感；二是機會不公感；三是起點不公感；四是參與不公感；五是話語權不公感。

　　這些不公感的情緒如果長期積累，就會降低人與社會、民眾與黨和政府、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和諧度，甚至受這些情緒左右，進而讓一些孤立的、個體的、局部的矛盾演變為大規模、群體性的事件，給社會穩定帶來損害。

　　從當前發生的一些群體性事件來看，起因往往都很簡單，甚至是一個民事糾紛，根本談不上是社會矛盾，但最終卻導致了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從一定意義上說，群體性事件中的情緒因素要大于矛盾糾紛本身，一些參與者甚至是憑著感覺走到了事件當中，在情緒的發酵下積聚了破壞的力量。

　　而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一些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從過去的靜態變成了現在的動態。比如當前社會客觀上存在體制內的人和體制外的人，由于體制不同所帶來的社會福利的差異，加劇了社會心態的分化。例如在機關退休的人員，比在企業退休的人員的社會保障水平要高，盡管國家已經多次上調退休人員養老金標準，但差距還是很大，因此企業人員心中存在一定的情緒，生長不公平感。

　　另外，壟斷行業的高福利與其他行業形成鮮明反差，帶來的是不同行業之間的不公平感，等等。當情緒從個體蔓延到群體，從一個群體蔓延到關聯群體，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必然表現出高度的敏感性和一定的對抗性，一旦矛盾轉化為事件，其帶來的破壞結果也是嚴重的。

　　政府方面應該看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是社會各群體最容易形成的共識。黨和政府也一再強調，必須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維護權益本身不是社會矛盾，黨委政府及社會各群體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但從具體情況看，“維權”過程的確又容易產生矛盾，或用激烈的方式來體現。

　　比如，環保與發展客觀上就是一對不太好處理的矛盾。反映到社會領域，常常是群眾為了保護環境不讓上新項目，盡管項目通過了環評，但當地群眾擔心環境受到影響仍然不同意開工，政府如果強行上馬就容易引發群眾與政府之間的對抗，這個矛盾已經多次表現出來，需要引起高度重視。這個類型的矛盾容易是跨地區、跨群體的。但從根本上說，這類矛盾是可調和的，關鍵是處理的方法要得當，處理的程序要透明。

　　防止群體性事件升級的好辦法，是盡快查清真相，及時披露相關信息，領導干部要靠前指揮，果斷區分善意和惡意，善意表達要引導解決，惡意破壞要堅決打擊。

　　激活社會資源化解矛盾

　　社會發展本身就是一個矛盾解決的過程。因此，沒有零風險的社會，也沒有絕對意義上的穩定。不過，也要看到，社會風險不是平均分攤在過程中的，具有階段性特征，或者說有風險大的階段，也有風險小的階段。

　　當前，大家的基本共識是，社會處在一個風險相對較大的階段。所以各方面都強調要“少生矛盾、多增和諧”。我認為，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有風險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辦法去化解風險。

　　目前，我們應對風險顯然是有辦法的，關鍵要認真運用。源頭控制就是有效的辦法。比如說城市拆遷是當前表現較為激烈的社會矛盾之一，解決這個矛盾不是說所有城市都不拆遷了，正常的拆遷改造也是城市發展的需要，但“蠻拆”、“任意強拆”等行為時常發生又不利于拆遷矛盾的解決。

　　國家有關部門對這個領域內的風險就應該建立科學的評估機制，比如一個城市動輒一年就要拆遷百萬平方米以上的房屋，這個拆遷決策是如何作出的，拆遷補償標準是如何確定的，居民是如何安置的，等等。

　　這些環節都需要給予認真審查，由于這個行為涉及公共利益問題，因此所在城市人大部門應該列入監督審查的事項，政府不能給出合理的解釋，人大可以依法否決政府作出的決策。擋住一個不科學的決策，甚至是亂決策，自然就從源頭上擋住了一個誘發社會不穩定的風險。

　　客觀地說，這些年來，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的機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整個社會矛盾的解決不能只有體制內的一股力量，需要激活社會各個層面的資源。

　　拿勞資關系來說，建立黨政主導、工會運作的職工維權機制沒有錯，但是主導不是包攬，事實上，也無法包攬，因此要創新主導的實現形式。可行的辦法是，各級工會可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來延伸、完善維權機制。比方說，一些外來工比較集中地區的工傷矛盾比較突出，工會自身的力量很難及時、有效地提供維權服務，因此就可以向社會的非政府組織或中介組織購買相關方面的服務，建立一個政府主導、工會運作的立體式的職工維權機制。

　　以好的預期疏導社會情緒

　　毫無疑問，建立一個和諧、有序、安寧的社會，是各階層、各群體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當前，要看到這是有利于解決社會矛盾的最大思想條件。

　　應當從三個方面去整合社會認同和積聚和諧力量。一是在解決社會矛盾的過程中引導社會各方面生長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從大的方面講，解決一個全局性的矛盾，就要完善一批法規制度。

　　比如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矛盾，就是要通過稅收、財政分配等政策性措施來進行根本性的調整，而在這個調整過程中，培育社會正確的財富觀點、正確的價值觀和平和的社會心理，遏止“仇富”或“仇窮”社會心理的生長。

　　二是決策過程中“少一些替民作主、多一些讓民作主”。各級黨委政府處在決策的高端，有天然的決策優勢。另外，黨委政府本身有一套決策機制，有理由相信黨委政府具備較好的決策能力。

　　但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決策，涉及復雜事項的決策，涉及多種利益沖突的決策，社會的期待是要公開透明，有序發動社會各群體集思廣益，要允許討價還價，要允許坐下來進行談判，等等。顯然，當前這方面的努力與社會期待還有不少差距。如何把決策變成和諧因素而不是矛盾因素，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氣。

　　三是用好的預期去疏導社會情緒，把社會矛盾的燃點拉高。整個國家和社會朝哪個方向發展，階段性的目標是什么，困難是什么，人民群眾可期待的生活是什么，這些都構成了社會各階層群眾的共同預期，預期是正向的，社會情緒和心態必然就會趨向平和，但預期如果是相反的，那么社會的情緒燃點必然就會很低，社會心態也難以整合。

　　應該說，當前的社會預期是正向的，所以社會風險總體可控可解，這是一個有利條件，關鍵是要利用好這個條件，為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多做打基礎的事，少做留遺憾的事。

　　辦法總比矛盾多

　　江蘇省曾是一個全國信訪大省，但現在信訪量大大下降，排在全國二十多位。省信訪局局長王慶元解釋說，只要黨委政府高度重視，信訪部門創新思路，各職能部門齊抓共管，信訪問題就不會失控，人民群眾的合法利益訴求就能夠得到保障。

　　江蘇省通過公開聽證的方式化解信訪積案，通過建立規范統一的信訪接待中心提高接防和處訪的效率，通過壓力和責任層層傳遞的辦法提高基層黨委政府重視信訪問題，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從源頭上減少信訪問題及社會矛盾的發生，等等。這些辦法都發揮了很好的息訪止爭的效果。

　　江蘇省各基層和部門也紛紛創新化解社會矛盾的做法，比如泰興市推行“村民直評村官”做法，使得農村的干群矛盾得到有效化解；比如蘇州市公安局推行“警民懇談日”活動，通過懇談拉近了警察與群眾的關系；比如淮安市實施“陽光信訪”，讓信訪群眾有地方說理，有地方解決問題。

　　基層的探索實踐表明了這樣一個道理：辦法總比矛盾多。□

　　郭奔勝 新華社調研型骨干記者，現任江蘇分社副總編輯，主任記者。多次參加新華社組織的《沿海社會群體調查》《新時期社會矛盾調查》《重大社會動向調查》《新生代農民工調查》《群體性事件調查》等重大主題調研，為中央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對社會矛盾有較深的研究，并與合作者獨家提出了“無直接利益沖突”“網上群體性事件”等觀察、分析社會矛盾的新見解，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這些新提法甚至被網絡定義為新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