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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這批干部很多在原單位都身居要職，掛職期間反而“官降三級”。互稱“掛友”的掛職干部相互之間，私下也會談起這個話題。結論往往是，“大家到災區來，就是干事的，不要想太多。”

　　本刊記者/蔡如鵬

　　過去的一年，尹久亮一家分隔三地。

　　地震后，他被派往重災區北川縣掛職；女兒去年考上大學，去了北京讀書；如今，只有妻子一人留在成都。“現在，我們一家團聚，就只能在網上了。”尹久亮說，在北川工作的日子，他很想妻女，他們一家人還從沒有分開過。

　　尹久亮很內疚，在女兒高考前最緊張的那幾個月，他沒能陪在她的身邊，“萬一發揮不好，那可是一輩子的事啊。”

　　在成都的妻子，更是一頭惦記著女兒，一頭牽掛著丈夫。尹久亮剛到北川的幾個月，余震不斷，每一次都震得她揪心。女兒高考結束后，她就趕緊往北川跑，看見丈夫工作生活的環境，忍不住偷偷地落淚。

　　尹久亮評價妻子說，“她挺堅強，沒像有些掛職干部的家屬那樣號啕大哭。”

　　在整個四川地震災區，像尹久亮這樣的掛職干部一共有461名。

　　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

　　仿佛回到了軍營

　　賀旺，30歲，目前北川縣最年輕的副縣長。他是去年7月中組部從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選派，到災區掛職的博士服務團成員之一。震后，整個縣委縣政府沒有一間像樣的辦公室，“大家都擠在一起辦公，走廊上都是人，哪個辦公桌空了，趕緊跑過去坐下。離開一會兒，又被別人占了。”盡管有思想準備，但到了北川，賀旺還是覺得出乎預料。

　　生活條件就更差，4個掛職干部住一間板房，放下行李后，屋里連個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到北川的第一頓飯，賀旺至今難忘。當時天已黑，小雨，兩位年輕的當地干部領著他，在周圍轉了好幾圈，才找到一家小飯館，要了一盆老鴨湯。“我算是幸運的，后面來的掛職干部沒這個待遇。”

　　與賀旺相比，四川省委組織部選派下來的掛職干部到北川時條件更艱苦。他們到災區是去年5月底，當時還沒有板房，就在帳篷里住了20多天。帳篷生活不僅擁擠悶熱，而且用水、上廁所都沒保證。對于習慣了都市生活的干部非常不適應。一位掛職女干部因為上廁所不方便，好幾次急得直掉淚。

　　經過兩次搬家，如今北川縣的掛職干部都住進了修繕后的平房。房間盡管不大，但至少一人一間，條件有了相當大的改善，基本的生活設施也都有了保證，甚至還可以看電視、上網。但生活仍然單調乏味，打乒乓球是唯一的文娛項目。當過兵的尹久亮戲謔為連隊生活，“仿佛回到了軍營”。

　　麻煩還是有，比如他們很怕下雨天，因為生活用水全是井水，一下雨，抽上來的水混濁不清，根本沒法用。而且也不敢多洗澡，水忽冷忽熱，有些掛職干部身子弱，洗一次感冒一次。

　　到處一片混亂，大家都很忙，見面打個招呼就都自顧干活——這是災區給賀旺的印象。可自己卻插不上手，不知該做些什么，“有點茫然”。生活上的落差、工作上的茫然，不少掛職干部回憶剛到災區的那段日子，都用“度日如年”來形容。

　　不想讓人覺得我不一樣

　　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源，是掛職干部們的一個共同特點。

　　到北川縣任掛職副縣長的四川省民委辦公室主任趙克彬，到災區后，兼北川縣抗震救災指揮部外援服務辦副主任，分管社會捐贈管理。接手工作不久，擂鼓小學就找到他，“請趙縣長送些生活物資，解決學生的吃飯問題。”剛到災區的趙克彬哪有什么物資，自己吃的還是方便面。

　　“可我不能不管啊，只好硬著頭皮，給成都的朋友打電話，讓他們連夜送5噸大米、面條和500斤食用油過來。”問題雖然解決了，趙克彬卻欠下了一個不小的人情。不過他認為值，“人情以后可以慢慢還，不能讓孩子們餓著。”

　　負責北川縣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尹久亮，掛職前在省建設廳工作。災區重建過程中，他也動用自己的關系，向省里“要指標、要經費”，為全縣32萬平方米的廉租房爭取了近兩億元的資金。

　　目前，北川在擂鼓鎮第一批1000多套廉租房已接近完工，第二批即將動工，安昌鎮的廉租房、安居房項目也正準備招標。但北川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在整個四川重災區是相對滯后的，都江堰、彭州等地都已完工，進入了分配使用階段。房子畢竟在建了，在尹久亮看來，這些工程的啟動給了板房中的北川人信心，“災區最怕沒有希望”。

　　在尹久亮看來，“北川的重建與拓荒沒什么區別”。尹久亮把這歸咎于北川重建任務的艱巨和基本條件的匱乏，“全縣2800平方公里，平地只有18平方公里”。這讓習慣了在大城市建高樓大廈的尹久亮，覺得束手束腳。“在成都，只要把地推平就可以甩開膀子干。而這里好不容易找塊平地，還要勘探地下是否牢固，一切要從頭做起，工作量翻了好幾倍。”

　　賀旺來北川前，在湖北省襄樊市城市規劃管理局掛職副局長。那時，畢業于清華大學的他就覺得地方上專業人才太少，很影響工作。到了北川，他才發現這里更缺人才。這位年輕的副縣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壓力。但他又無法把這種壓力傳遞下去，“北川很多干部在地震中失去了親人，本身就承受著重負”。

　　事實上，很多掛職干部在與當地干部相處時，都是小心翼翼，生怕觸碰到他們的悲痛。為了拉近距離，一些掛職干部有意識地在各個方面與災區人保持一致，避免產生隔閡。趙克彬到災區時帶了蚊帳，可到了一看，根本沒人用，就藏著沒有拿出來。“我寧愿被蚊子咬，也不想讓人覺得我不一樣。”

　　我的工作是帶感情的

　　震后，前往四川災區的掛職干部有的來自中央國家機關，有的原來在省級機關工作，還有的則是由對口支援省市選派。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干部一處副處長楊程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干部的掛職時間長的一年半，短的幾個月，“主要目的就是支援災區，而不是以往的鍛煉”。

　　作為培養干部的一項常規性工作，掛職在很多人看來，就意味著“到基層鍛煉，回來后等待提拔”。楊程富說，這批干部是在非常時期、前往非常地區、接受非常任務的一批掛職干部，并不屬于原有的選派計劃之列。“他們當中很多人，本身就具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因此，與提拔沒有必然的聯系。

　　這批干部很多在原單位都身居要職，掛職期間反而“官降三級”。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正廳級)陳茂輝，到災區后掛任汶川縣委副書記。互稱“掛友”的掛職干部相互之間，私下也會談起這個話題。結論往往是，“大家到災區來，就是干事的，不要想太多。”

　　說他們一點不關心自己的事，也未免絕對。事實上，他們清楚說什么沒有用，“你把事干好了，組織上自然會考慮。”談到北川的工作，這些掛職干部共同的感受是責任大。“北川現在是全國的焦點，事情做不好，沒法交代，不能出錯。”

　　以前在機關工作，“基本上是按章辦事，很少接觸群眾。”趙克彬說，“但現在到基層，直接面對群眾，他們的困難各式各樣，非常具體，處理不好就有可能出亂子。”搞規劃的賀旺說，自己以前做技術工作，冷冰冰的，很少對老百姓有感情。“但這回不同，我實實在在體會到做規劃是為了誰。”

　　他說，以前搞規劃是政府請他們，做完了拿錢走人，也不知道啥時實施。有時候過兩年，換屆領導，又把他們叫過去，同樣的規劃再做一遍。“現在我們做規劃、蓋房子是讓災民搬進去住的。每一棟房子什么戶型、多大面積、什么標準、誰來住，全都一清二楚。”

　　“看著他們現在還住在帳篷、板房里，你都替他著急。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規劃是有感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