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他有過動搖，但反復考慮，還是留在了北川

　　本刊記者/周華蕾 王剛(發自安昌)

　　在北川，人們更真切地直面這些障礙：失去親人，流離失所，一無所有⋯⋯

　　而于北川的干部們，或許還需要加上一項挑戰：建設新北川。災后馬不停蹄地工作，像把一條橡皮筋繃到了最極限。誰也說不準什么時候，什么事情，會成為壓垮北川干部的最后一根稻草。

　　這一年，農辦主任董玉飛和宣傳部副部長馮翔自殺——新的不幸，發生在北川1500多名幸存干部中間。

　　1任明(化名)開始酗酒。

　　被“5·12”地震奪去母親、妻子和1歲多的女兒以后，他早上喝，中午喝，晚上還喝，“喝到連縣委書記在旁邊都不知道”。

　　任明是北川縣一名副科級干部，大學畢業便考取了公務員，仕途一帆風順。他曾經積極向上，是縣里重點培養的干部。

　　地震后，他變了一個人，以前看來很重要的事，比如升官，比如存款，現在都無所謂了。他常常顯得很毛躁，拿著手機不停地摁來摁去，喜歡抖腿，也不介意在記者面前，把雙腳翹在凳子上。

　　在北川干部群體里，地震中失去子女的有281人，喪偶的390人，父母遇難的有319人。而其中的交集，像任明這樣的有16人。中共北川縣委組織部提供的一份抽樣結果顯示：“11.7%的干部表現出明顯的抑郁傾向⋯⋯甚至會產生有關死亡的思想和自殺的觀念。”

　　干部們聚餐時，總是約定，“今天不說地震。”“但不知道為什么，邊吃邊喝，總又聊到這個話題上。最終都以一兩個人大哭收場，如此反復。”北川縣交通局局長蹇斌苦笑說。

　　喝酒曾是羌族干部們迎來送往的禮數。現在，喝酒更多成了排遣壓抑，或者發泄。因為職責在身，相當多的干部在災后第一時間，只顧上安置群眾。這成為許多失去家人的北川干部的心結。

　　蹇斌曾在距離北川縣91公里的青片鄉擔任黨委書記，妻子和女兒在北川縣城。地震發生時，他在山里，負責主持鄉里的工作，走不開，也得不到關于親人的消息。5月20日，他坐直升機離開青片鄉，在朋友家見到從曲山小學逃出來的女兒，但他再也沒找到妻子。

　　“我現在都很難原諒自己。見到女兒那會兒，心都碎了，什么事都可以不管不顧了，只想和她在一塊兒。”

　　2008年七八月，蹇斌在南京開公司的姐姐，想讓他過去幫忙，每個月1萬多元的工資。南京最好的小學也表示，可以免費讓他的女兒就讀。

　　他有過動搖，但他反復考慮，還是留在了北川。“那時山東的援建隊伍都過來了，我是北川人，把事情留給人家做，道義上過不去。”他也需要替妻子照顧岳父岳母，“他們老了，走不動。”

　　任明是綿陽市涪城區人，考慮到他的家庭受災嚴重，市領導曾要他調離北川，回市里工作。他婉拒了。

　　他想，“在哪里栽倒，就在哪里爬起來。”

　　2 震后近5個月，北川的政府系統像一座分分秒秒在走的時鐘，沒有晝夜，也沒有雙休日。許多人忙得停不下來的時候，悲劇發生了。

　　2008年10月3日，在“9·24”泥石流又一次洗劫北川后，39歲的農辦主任董玉飛自縊身亡。

　　在有著類似經歷的北川干部心里，董玉飛的死無疑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彈。大家揣測著他的死因：一是過大的工作壓力，二是失子之痛。

　　中共北川縣委的領導班子高度緊張，迅速出臺關愛干部的措施，其中包括保障干部正常休假，定期組織干部培訓療養。

　　很快，北川縣委組織了百余名干部赴北京、井岡山和珠海等地療養，并有心理咨詢專家陪同。據北川縣委組織部介紹，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受災干部，都是組織的重點培養對象。任明、蹇斌和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均在此列。

　　除了短暫的休息，干部們說不上來這樣的療養有多大效用。他們私底下有一句玩笑話，“那些心理咨詢專家還需要我們開導。”

　　董玉飛死后，任明的心理狀況急轉直下。跟朋友寒暄時，他們頻頻談起這個話題，更多的時候，他一個人悶在家抽煙、喝酒。同樣的問題又回來了，反復糾纏任明：“活生生的一個人，怎么突然說沒了就沒了？”

　　因為工作需要，蹇斌不得不反復經過老縣城。最開始他想，可能去多了就麻木了。但直到今天，他仍然去一次痛哭一次，不管身邊的是省里的領導，還是山東的援建干部們。“經過一次，就想起自己的那個人，不知道在哪里，可能就在我們的車轱轆下邊。”

　　蹇斌說，不是北川人，你想象不出那種痛。

　　32009年元旦節前后，任明被單位送到了綿陽市三醫院。5個護士24小時看護著他。

　　這是綿陽市最好的精神病醫院。趙紅醫生回憶道：“組織上緊張得不得了，絕對不能再出事了。”

　　任明患上重度抑郁癥，嚴重失眠，面孔呆滯。他整夜整夜睡不著，很多次想到自殺。因為找不到親戚照顧自己，任明打電話給朋友王雪梅(化名)。王雪梅也是一名北川干部。地震中，她失去了丈夫和女兒，再也沒有找到。

　　地震后，王雪梅做過兩個奇怪的夢。

　　一個夢是女兒。6歲多的女兒突然在學校失蹤，她到處找。最后，她在床底下找到女兒。她使勁推女兒，拼命叫女兒的名字，女兒終于慢慢睜開眼睛，看她一眼，說：“媽媽沒事，我只是睡著了。”然后又慢慢把眼睛閉上了。

　　然后她夢到丈夫。丈夫得了絕癥，躺在床上對她說：“早點嫁人，早點開心生活。”

　　王雪梅說自己是無神論者，但她覺得，這是丈夫和女兒給她托夢了。

　　半個月后，任明出院，他和王雪梅確定了戀愛關系。

　　震后不到一年，大多數喪偶的北川干部都找到另一半。各單位的領導也把“耍朋友”當業余的工作來抓。外界質疑著，這樣的“戀愛潮”“結婚潮”是否操之過急。

　　失去妻子的蹇斌已經找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朋友。“我們需要相互依偎的感覺，早點走出來”，他說。

　　4工作的弦在2008年10月驟然放松后，又慢慢繃緊。

　　對一些重要部門而言，“每天的工作忙得跟兔兒一樣，攆都攆不上”。北川干部們很難回歸到四川人閑散安逸的特質。

　　蹇斌常說，“我們是在中央的望遠鏡和全國的顯微鏡下工作。”交通部門是北川最忙碌的部門之一。因為考慮到蹇斌狀態恢復得比較好，縣委將他從青片鄉調到北川縣交通局擔任局長。同事跟他開玩笑說，這是從輕災區到了極重災區。

　　北川的交通問題是塊推不動的大石頭。哪一項重建，都離不開交通。地震和泥石流使得北川境內的道路大面積癱瘓。北川的次生災害多，山洪頻發，道路建設比較被動。

　　蹇斌以前搞農業技術，崗前培訓時還曾是董玉飛的室友，那時他巴不得下雨，“喜歡晚上聽下雨淅淅瀝瀝的聲音，非常有詩意”，但現在，一下雨他就想起第二天可能爛糟糟的路面，愁得不得了。“有時我都不想上去看了，想逃避。但不去看不行啊，弟兄們干得很辛苦，我得去給他們打打氣。”

　　迎來送往的事情幾乎天天都有，來一次領導，就得作一次報告；承包項目出去，蹇斌覺得自己像被開發商跟蹤了一樣，各方各面的說客也來了；“最痛苦的是，一到周末，可以不用想工作，就有人開著車想進老縣城，協調通行證之類，我們都跑不掉。”

　　蹇斌曾經和任明聊過。任明的抑郁癥幾乎全北川的干部都知道，但大家都替任明瞞著。蹇斌罵任明不開竅，但壓抑時他自己也會想，“很多時候，感覺人活著，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有時他又想，“咱們在帳篷里的時間都熬過來了，沒有什么克服不了的。”

　　實在累到崩潰邊緣的時候，蹇斌慣常的減壓模式是：工作，下班大醉一場，回家睡覺，第二天繼續工作。

　　責任感成為支撐北川干部們連軸轉下去的主動力。

　　5出院后的任明，一直打不起精神工作。

　　單位很關照他，不給他安排什么事情。他承認自己無所事事，變得玩世不恭。“其實很多干部跟我一樣，有事就工作，沒事就上網打牌，下班了喝酒，跳舞，該耍就耍。”他不避諱向記者提起日常生活。

　　王雪梅自認是一個好強的女人。因為家境貧困，她念書時一直打工掙錢，結婚后，上班的同時做點小投資，為的是不讓丈夫養著。即便家庭破碎后，她也持著樂觀的心態，有時在集體食堂為同事燒菜，之后一直照顧任明，大家都覺得，她身心健康。

　　任明的萎靡不振讓王雪梅感到很挫敗，“好像本來抓住的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4月1日這天晚上，她和朋友們聚餐。席間又說起了地震，聊了很久。王雪梅開始懷念天國的丈夫和女兒。回家后，她拿出了醫生開給任明的抗抑郁藥。她記得，醫生神情凝重地叮囑過，這藥吃多了要死人的。她倒了一大捧藥片，全部吞下去。

　　清醒過來是四天以后，清明節。這一天，北川老縣城開放祭祀，干部相當忙碌，蹇斌忙到沒有時間給親人燒上一點紙。馮翔被安排駐守縣城，他選擇了兒子遇難的曲山小學，許多人看到他在廢墟上哭得雙眼通紅。

　　醫院里的王雪梅睜開眼睛，周圍白花花一片。任明坐在她身邊，一臉的憔悴。她想張嘴說話，卻發不出聲來，因為嘴里插著一根大管子。

　　接下來幾天，知道這件事情的親朋好友都過來了。王雪梅躺在病床上，哭得一塌糊涂。她說，再也不做傻事了。

　　然而在北川，十幾天后，又一起讓人始料未及的干部自殺事件發生：2009年4月20日凌晨2點，馮翔用一根紅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6馮翔自殺的消息在當天便炸開了。

　　馮翔是蹇斌的一個親戚。聽到消息的這一天，蹇斌突然覺得，心底那個已經遠去的影子又隱隱約約回來了。

　　一連好幾天，蹇斌心頭都堵得慌，他感覺自己很累，想喘氣。“一直覺得沒啥事”的他終于病倒了，感冒，頭疼得要命，渾身乏力。蹇斌的女朋友因此非常緊張，每天特別警覺地看著他。

　　4月26日，蹇斌婉拒了一位局長朋友的婚宴邀請。在往常，這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但他實在沒有力氣了。這天，蹇斌破天荒地接受了記者采訪。他嘴唇發白，苦笑著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不知道我哪根筋抽到了。”

　　馮翔死后，灰色的情緒在北川蔓延。

　　“前幾天事情出來了，挺多人，包括我們的領導，盡管覺得鐵血男兒有淚不輕彈，但某些場合，也忍不住掉淚。”北川縣委組織部負責“關愛干部”工作的副部長馮斌說。馮斌的“小家”(指直系親屬)完好無損，他算得上北川最樂觀的干部之一。

　　究竟是什么使馮翔走向死亡？許多人試圖解開這道謎。

　　“他所面臨的思想壓力，還沒得我們的一半⋯⋯”馮翔的同學、永興板房的管委會主任賈德春說。去年5月12日，賈德春的妻子、女兒和父親沒能從地震里逃出來。私下見面時，他曾經和馮翔“攀比”過不幸，“馮翔至少還有老婆”。

　　得知馮翔自殺的那天中午，賈德春正在接受記者采訪。確認消息后，他沉默了十幾秒，皺著眉毛用水杯拍著桌子，他注視著桌面，小聲地重復：“按理說應該不會哦⋯⋯”

　　不一會兒，他起身接水，突然大聲地罵了一句。

　　7馮斌不得不承認，有些事情防不勝防。馮斌和董玉飛、馮翔相熟，他們的自殺都讓馮斌意想不到。他打了一個比方，“安全工作做得再好，礦難照樣有”。他們只能“千方百計想盡一切辦法，最大限度防止這類事件的發生”。

　　4月24日，正籌備28對婚禮、為北川“沖喜”的縣委組織部，發布了進一步“關愛干部”的文件。文件提出，將對各單位受災干部進行摸底調查，并“列出不穩情緒和異常言行干部名單”，重點關注。

　　北川縣委也積極和許多機構合作，增強干部的心理干預。比如，綿陽市三醫院曾在北川縣臨時政府旁開設心理咨詢活動，整整一天，鮮有人問津。

　　“中國人避諱啊。你穿著白大褂，拉個橫幅，說我是三醫院的，如果有人去找精神病醫生，問心理狀況如何如何，同事會怎么看？”賈德春說。

　　在賈德春管理的永興板房里，住著汶川大地震中損失最慘重的一批北川人。大年三十的下午，一位母姓青年在這里自殺未遂，管委會不得不派人通宵巡查，以防更多的不測。

　　作為永興板房的管委會主任，賈德春曾當著心理咨詢專家的面，毫不客氣地說：“我希望三醫院關門。我們的心理疾病是社會產生的，應該社會去解決，在醫院里是解決不了。”

　　地震前多年一直是小學教師的賈德春向駐扎在永興板房的心理咨詢機構建議，對北川人的心理援助，應該“春風化雨，不留痕跡”。

　　而當心理學專家為賈德春的個人狀況表示擔憂時，賈德春硬邦邦地回答：“不好意思，我這個人就是銅豌豆一顆，可能我對心理干預免疫。”

　　8賈德春自認實際上并不樂觀，身體很多時候也非常糟糕，但作為領導者的他必須穩住。地震過后，他度過了“特別難受特別絕望”的一個星期。2008年5月20日，他當了一名志愿者，從此馬不停蹄地工作。

　　2009年2月19日，他來到永興板房，擔任管委會主任。那天晚上他寫了一份情況匯報，要求氣象局為板房安裝避雷針。他等了兩個月，遲遲沒有回音，眼看多雷的夏天就要來了。

　　賈德春終于給逼急了，在4月20日下午來到安昌鎮的臨時氣象局，正好是馮翔自縊那天，賈德春說了一串狠話后，這件拖沓了兩個月的事情很快落實。

　　“干部有個最大的問題，必須注意形象，自己有啥子困難必須自己克服，工作上必須要做起走，這是對我們干部一個起碼的政治要求，歷來如此。”北川組織部副部長潘向東說，“干部心理有一定的隱蔽性，變化又大，天天坐一個辦公室也覺察不到，心理學家也沒辦法。”

　　馮翔的事情一發生，蹇斌的外地朋友們就想起什么似的，“都冒出來了”，有事沒事都給他打打電話，發發短信。

　　病中的蹇斌微笑著說：“時間一天天過，其實大家都感覺在變好。”地震一周年就要來了，又是交通系統最繁忙的時候。

　　外界對北川干部自殺的想象甚至超過了北川人。4月27日，因為一位網站編輯的失誤，“北川鐵人書記趙海清自殺”的消息開始擴散。那個時候，趙海清正在成都開會，接到了數不清的求證電話和短信，問的是同一個問題，“你自殺了？”

　　“北川再也經不起折騰了。”被瘋傳“自殺”的趙海清無可奈何地說。

　　任明依然是走一步算一步。他的女朋友王雪梅，“做過一次傻事”后，開始認真思考活著的意義。

　　王雪梅在她名為“一葉飄零”的個人空間里，寫過一句話：如果我可以活到明天，我會活得精彩；如果我活不到明天，也是一種幸福，團聚的幸福。

　　“現在還是希望活到那一天，很想看北川新縣城究竟是什么樣子。”

　　王雪梅笑著的，忽爾又哭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