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改革的待解話題

　　——與三位農村改革實踐者的對話

　　訪談嘉賓

　　孫大午 河北大午集團監事長、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李昌平 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我向總理說實話》作者

　　何慧麗 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蘭考縣副縣長

　　主持人 人民論壇記者 陶建群 曾金勝

　　近幾年來，我國三農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制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并沒有消除，有很多的困惑待解，有很多發展中的問題需要面對。近日，記者來到河北大午集團調研、采訪，與大午集團監事長孫大午相談甚歡,恰遇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我向總理說實話》作者李昌平，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蘭考縣副縣長(掛職)何慧麗。于是，記者與三位農村改革的見證者，回顧了農村改革所走過的艱苦歷程，梳理農村改革的經驗，并就農村改革與發展這一主題展開了2個多小時的深入對話。

　　農村改革之惑：何時“八個大檐帽”能變為“一個大檐帽”

　　人民論壇記者：改革開放和農村改革30年一路走過來，作為農牧業起家的民營企業家、親歷改革實踐的專家學者、農村改革的見證者，感慨最深的是什么？還有哪些難題和困惑？農村要進一步改變面貌，如何激發活力？

　　孫大午：我在農村辦農牧企業20多年，感觸最深的就是農村發展受制約太多，形象的說法就是“八個大檐帽管一個破草帽”。現在，廣大農村的狀況雖然已經有了很大改變，但離富起來還有很大距離，僅靠種地，靠“多予、少取”的政策，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搞活”，從根本上激發農民的創業潛能。

　　上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經濟騰飛，解決了吃飯問題。到90年代，各個部門開始立法。以前有農業局，沒有農業法；有畜牧局，沒有畜牧法。現在各個部門都有法律，且都有執法隊伍。如何執法的問題又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以我們食品公司的水檢為例：同是一個水井的水，化驗單各部門互不認可。我們提出食品衛生局的化驗項目最全，為什么不能通用呢？他們卻說：“我們是在執法，不是為了收費。我們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2006年全國“兩會”期間，胡錦濤同志指出：“要充分尊重廣大農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取消一切限制農民創業的政策規定，革除一切束縛農民創業的體制弊端，激發農民自主創業的潛能，營造鼓勵農民干事業、幫助農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這給我們以極大的鼓舞。但由于各種原因，我感覺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這么多部門，出臺這么多法律，這是社會進步的具體體現。但是，有些部門和單位卻存在這樣的現象，就是“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制化，部門利益私有化”。一些部門法規的產生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產物。建議變“八個大檐帽”為“一個大檐帽”，使農村擺脫多余管制，煥發生機和活力。

　　李昌平：最大的問題是部門權力尋租。分稅制以后，大部分收益歸到中央財政，縣里財政很少。在這種財政分成的體制下，有的缺口，就通過“尋租”來補。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肥料專營、農藥專營、種子專營等應運而生，生豬定點屠宰法規出臺。現在，肥料、農藥、種子等專營制度基本上名存實亡，只有生豬定點屠宰制度有越來越強化的趨勢。這里有兩個原因：一是所謂“專營”并不能解決百姓“不放心”的問題；二是肥料、農藥、種子專營對相關部門沒有多少實際利益，只有生豬定點屠宰制度對利益相關者好處多多。由于農民不能直接進入販豬、宰豬、批豬和零售各個環節獲得收益，養豬風險不能在各個環節分攤，這就加劇了生豬產業的大起大落。這個情況應該予以重視。

　　何慧麗：部門尋租包括對企業、官場的尋租，確實是需要注意的問題。農村要進一步改變面貌，激發活力，一定要大力打破部門尋租的格局。政府尋租、部門尋租，使得個別部門已經起不到服務功能。這個路徑如果不改變，農村發展肯定要受到束縛。

　　農村金融改革之思：農村金融合作社有待破題

　　人民論壇記者：如何更好地發展農村金融？怎么使農業龍頭企業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孫大午：農村的真正問題不是貧窮，而是貧血。農村要發展，離不開金融，但農村金融合作社至今仍沒有破題。去年十月,我去看望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工作委員會的一位領導,他拿出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讓我看。我這人性子直，看了一遍就說：“這東西少內容、不完整。”隨后，我在這位領導面前講了“不完整”的道理。這里面不允許農民搞金融合作組織。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脈，農村缺少便捷的金融活動就沒有活力可言。

　　《農村資金互助社管理暫行規定》出臺后，我很興奮，認真看過后又有些失望，這個《暫行規定》也設了不少農民難以逾越的門檻。再如，《銀行法》等金融法規規定，經人民銀行批準、實繳資本5000萬以上者可以開辦農村合作商業銀行，擁有兩個億資金者可以開辦私人銀行。在農村誰有兩個億資金？誰又愿意實繳5000萬去集體合作？這些條文限制的是農村的金融流通，束縛的是正常的民間借貸。

　　如何開展農村金融合作?我認為，政府首先要從政策上調整，要放開小的，管住大的。其次，農村金融合作社應該從小到大，在實踐中提高創新，不宜劃條條框框，如果一定要劃，這個框框的空間大一點好。第三，農民的金融合作組織應該是經營獨立、產權自主，杜絕行政干涉，或者行政權力介入。第四點，要以信譽為主開展業務活動，社員互保。也可以開展一些以土地收益、宅基地的使用權做抵押的金融活動。

　　老百姓是樸實，講信用的。孟加拉國的尤努斯無非是把民間那種最簡單質樸的信用關系進行了總結，并將其制度化、組織化，固定推廣起來。信用首先體現在過程中而不是結果上。可以確信的是，民間從來不缺乏信用和道德，也從來不缺乏尤努斯式的智慧和探索。

　　農牧企業做強做大的“大午模式”：“三套馬車”拉動企業發展

　　人民論壇記者：《人民論壇》雜志社最近舉辦了中國特色現代農業高層論壇，與會專家對三農問題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思想和觀點。作為地處農村的一家農牧企業，大午集團為何能在20多年間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孫大午：作為民營企業，我們能快速發展起來，其中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建立了一套現代民營企業管理制度和創新理論，即開創了“私企立憲制”。這個制度已經運行四年了，目前來說我們覺得挺好。簡單地說就是，民主是個好東西。現代法制社會就是權力對權力的制約。能人在相應位置上，坐車，拿高工資，待遇比別人高，必須得接受監督。現代民營企業管理尤其如此。

　　“私企立憲制”的核心就是分權、確權、限權，監事會、董事會、理事會并駕齊驅。監督權歸監事會，決策權歸董事會，執行權歸理事會。總經理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

　　企業領導班子的民主選舉分為兩次預選(海選，相當于廣泛民主)、一次正式選舉(相當于中層代議制民主)和一次精英選舉(高層民主)。第一次預選是不分工作時間長短，集團所有員工參加，5人以上聯名推薦候選人；第二次預選是由工作時間3個月以上的員工，以無記名投票的形式按所限名額票決候選人。經過10天左右的醞釀，舉行正式選舉。在每位候選人進行15分鐘以內的競選演說后，當場投票選出新的“班子”。因為是不記名投票，誰也不知投的是誰，而且是當場唱票。即使有人請吃飯拉關系，也不能保證別人一定投他的票。精英選舉就是在選出的董事會成員中票決各子公司一把手，其中董事長、理事長、監事長各有一張加權票。

　　農村改革之盼：農村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還有待進一步突破

　　人民論壇記者：展望未來30年的農村改革與發展，各位有什么感想和期望？

　　孫大午：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于改革有很高的價值認同感；而在20多年后，人們對改革本身的認識發生了分歧。其中的一些深層次原因值得我們思考。

　　希望更多的人們關注農村、農民。為農民而生、為農民立言，讓農民有寬松、和諧的勞動環境、創業環境，這是我的夢想。針對“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制化”的現實，我提出了關于“鄉村創業促進法”的設想。因為只有給農民松綁解縛，讓農民獲得自由的創業環境、合法的金融空間，才能激活農村的自我造血功能。應該從政策、制度等層面去解決一些問題，激發農民創業的活力。

　　農村為什么落后，農民為什么富不起來？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開發區的政策是由縣級以上政府主導落實，而且也大都落實在縣級以上城市。如果放開農村，用經營城市的理念經營農村，允許農民自主開發，自主經營，招商引資，建設自己的家園，讓政策的陽光普照每一個角落，農村會很快富起來。政策應該適時調整，新的政策才能給農村以希望。

　　另外，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比如，小麥的價格去年漲了一角，但是肥料、生產資料也在漲，農民沒有得實惠。問題就出在“一百個廚師給一個人做飯”。生產容易銷售難，幾億農民瞄準城市人的菜籃子、米袋子，供大于求是有目共睹的。

　　李昌平：針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等問題，解決思路關鍵還是在制度設計的層面。要千方百計扶持和鼓勵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與城市社區消費合作社結對子，扶持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農產品直接進城市社區農產品便民超市。

　　農村改革30年后的今天，最大的問題是部門權力尋租，它仍困擾和制約著農村經濟活力。希望在這些方面有很大的突破。

　　何慧麗：有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我們深入思考。那就是：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一些體制性障礙還有待進一步突破。原有單純依靠國家經濟、技術部門提供的服務，已遠遠不能適應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迫切需要進行改革和組織制度創新。鄉鎮原有“七站八所”的演變就是有力的證明。在這個背景下，農民合作經濟大有可為，以打破“優質不優價，增產不增收”的被動局面。在這方面來說，各類農民合作經濟在實踐中顯示了自身的優越性和廣闊的發展前景。但更多的是需要政府、企業去推動。

　　改革開放以來，從來都是農村人往城里跑，城市和鄉村很少雙向流動，這種單一路徑使得城鄉差距拉大，隔膜加深。新農村建設不只是口頭上的事、項目上的事、專家的事，也不只是政府的事，它是每個人身體力行的事，是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消費、健康密切相關的事。希望這些理念變成一個村莊的現實，變成一個地方乃至一個國家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