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

　　杜潤生：農村問題資深專家。1913年生，山西省太谷縣人。1979年，任國家農業(yè)委員會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后改為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任職期間，多次受中央委托，負責中共中央、國務院農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

　　農民“闖一闖”，杜潤生“試一試”，鄧小平“看一看”

　　新中國建立后，按照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共同綱領》的方針政策，農業(yè)得到迅速恢復和發(fā)展。可惜，在急于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的左傾錯誤思想指導下，支持包產到戶的鄧子恢、杜潤生被毛澤東批判為農業(yè)合作化運動中的“小腳女人”，農業(yè)迅速實現(xiàn)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結果造成了“三年困難時期”。正是這種嚴重失誤和曲折的歷史教訓，使許多農民、干部、領導，特別是作為歷史見證人的杜潤生，清醒地認識到得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鄧子恢支持的“包產到戶”是正確的。因此，文革后復出的杜潤生以厚重的歷史感和堅定的責任感帶頭支持“包產到戶”的決策，他富有策略地在起草中央文件的過程中，一步步地使文件中“不準”、“不許”包產到戶的政策語言，逐步演變?yōu)椤翱梢浴痹谪毨У貐^(qū)，后來又“可以”在其它地區(qū)包產到戶，到了第五個中央文件就使包產到戶的性質成為社會主義經濟了。這樣，包產到戶由“姓資”演變?yōu)椤靶丈纭绷耍�不合法變成合法了�?

　　胡錦濤講“我們黨為促進社會和諧進行了艱辛探索”，農民和農村工作者同樣進行了艱辛的探索與勇敢的闖關。在包產到戶與反包產到戶的艱苦斗爭中，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上至鄧子恢、彭德懷、杜潤生，下到省地縣鄉(xiāng)村的不少干部，甚至毛澤東親自點名的農民楊偉名，都遭到過批判、斗爭，不少人為了包產到戶家破人亡。杜潤生為了總結推廣群眾包產到戶經驗，創(chuàng)造了過渡性的、阻力較少的概念：“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集體與農戶雙層經營”、“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集體土地農戶承包經營機制”、“股份合作制”等，使更多的人同意或者不反對“包產到戶”，杜潤生為農民爭取到了合法地“試一試”包產到戶的權利。他用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lián)合政府》中采用過的“耕者有其田”，代替被左派反對的“土地私有化”。

　　值得肯定和贊揚的，是鄧小平對待農村改革的態(tài)度是“看一看”，即允許農民闖、杜潤生試，他自己是看一看，干好了就拍板接著干，有問題就改。因此，以杜潤生為主任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又在請示中央同意后，同各省市、自治區(qū)一起辦了38個農村改革實驗區(qū)，對各種改革政策進行地區(qū)性試驗，為中央起草農業(yè)改革文件提供了科學依據(jù)。各省又有自己的農村改革實驗區(qū)和總結農民改革新經驗的農村政策研究機構，上下互動。鄧小平拍板定案，“看”了幾年后，肯定“闖”與“試”的實踐結果。

　　“能夠講出所以然”的學者型官員

　　為了說服對包產到戶思想不通的干部，萬里贊揚杜潤生是“能夠講出所以然”的學者型官員。當省委書記會上有爭論時，當時的領導人讓杜潤生去講講，他從工廠工人可以負責一臺機床，完成生產計劃定額的責任制講起，說明農村的土地是集體的，農民像工人負責機床一樣負責一塊土地的農業(yè)生產，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因此，農村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同工人承包機器完成生產任務的責任制一樣，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他有說服力地回答了承包到戶姓“社”姓“資”的問題。在鄧小平等黨中央領導人的支持下，杜潤生盡力說服了對包產到戶有所懷疑的高級干部，對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保持了全黨高度一致的支持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杜潤生注意爭取領導支持。連續(xù)五年，1982—1986年每年發(fā)出一個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成為廣大農民包產到戶的令箭和定心丸。在中央的支持下，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又成立了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聯(lián)絡室等，加上38個農村改革試驗區(qū)的工作成果，使杜潤生的政策建議直接來自于農民、基層，使農研室的政策建議和起草的一號文件，真正如實反映了農民的心愿和農村的問題。

　　對于農民說“杜潤生對農村改革立了大功，是農民的恩人”，農村干部說“杜潤生是農村改革的參謀長、方面軍指揮員”等等贊頌之詞，杜潤生連連擺手，謙遜地說：“我只做了我應該做的工作。”

　　在2008年8月7日回答海外媒體的問題時，杜潤生在談到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成績時說，“沒有包產到戶，就解決不了溫飽問題”，同時也不忘農村改革工作的不足之處。他很遺憾，農民還沒有自己的組織——農會。上世紀80年代他向鄧小平建議成立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鄧小平說，共產黨代表農民利益。杜潤生又解釋道，黨代表農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農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時有矛盾，還應建立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鄧小平說：“好，那就看一看。三年后再說。”20年過去了，鄧小平的遺愿還沒有實現(xiàn)。杜潤生的眼光朝向遠方，他在期待農民的組織能早日出現(xiàn)。他關注著農民的命運，他的心和農民的心是相通的。

　　(作者為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