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體制改革的任務還很重，計劃經濟體制束縛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的障礙還很多，最主要的有兩個，一是戶口制度，一是土地制度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突破的。一開始，就搞得轟轟烈烈、成效卓著，但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因為農村第二步改革沒有跟上，農村形勢時晴時陰，變化不定。30年農村改革和發展的風風雨雨，我都親身經歷了，深有感觸。

　　農村第一步改革開了個好頭，但第二步改革就很難，為什么？

　　農村的改革是在國家計劃經濟體制總體上尚未改革的條件下首先實現的。待到1984年農業大豐收，轉而要改革農村流通體制的時候，觸及到計劃經濟體制的體系了，問題就來了。加上農產品購銷體制的改革涉及城市居民的利益關系，那時還是低工資、低收入，國家財政很窘迫，不僅付不起改革成本，反而要從改革中減少支出。所以在1985年，農村進行流通領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第二步改革，就舉步維艱了。

　　對于1978—1988年農村改革的那段歷史，應該可以用善始沒有善終來總結。農村第一步改革有聲有色。第二步改革開局不利，農民不歡迎，當年減了產，受了挫折后，又沒有修正策略、組織再戰。客觀上是此時宏觀環境變了，國家的主要力量已經轉到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上了，農民又分化了，目標多元化了，組織者又沒有妥善的應對措施，不久，中央農研室也被解散了。從此，農村第二步改革不再提了，農村改革也講得少了。

　　總體來說，農村體制是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相對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體制，是比較薄弱的，所以改革是從這里先突破的。但是，從統購統銷，到合作化、公社化的實現，以至后來的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人民公社60條，“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農業學大寨，“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步一步把農民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組織”起來了，納入了國家計劃經濟體制，而且已經實行了20多年，可謂盤根錯節，根深蒂固。對于這樣一個龐大的農村體制，想僅僅通過一二項改革來改變它，就想轉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那是很不現實的。遺憾的是，1985年農村第二步改革受挫以后，農村體制改革的問題沒有得到應有重視。

　　經濟結構已處工業社會的中期階段，而社會結構尚在初期階段

　　近20年來，農村方面還是不斷有喜訊傳出，諸如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億萬農民工離土離鄉，糧食總產實現1萬億斤，農業稅費全免，農村九年義務教育普及，農村合作醫療重建等等，但這20年的農村形勢可以用時晴時陰，喜憂參半來概括。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十六大提出要抑制這三大差距擴大的趨勢，黨和政府也做了種種努力，而差距還是在擴大，由此引出了諸多的經濟社會矛盾。什么原因呢？從社會結構的理論來分析：2007年的GDP中，一產業占11.3%，二產業占48.6%，三產業占32.4%。而在2007年的就業結構中，一產業占40.8%，二產業占26.8%，三產業占32.4%。2007年的城市化率為44.9%，農村人口占55.1%。

　　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到兩點：首先，占總就業勞力的40.8%的農業勞動力，只創造11.3%的增加值，這說明，農業勞動生產率太低了，這主要不是農民自身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們的生產資料太少，另外，占總人口55.1%去分11.3%的增加值，農民怎么能不窮呢？其次，中國現在的經濟結構是工業社會的中期階段，而從就業、城鄉結構看，中國現在的社會結構還是工業社會的初期階段。社會結構理論認為，一個社會要和諧，首先要有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這兩個基本結構協調。當今中國工業化社會中，經濟結構已經是中期階段，而社會結構還處在初期階段，這種不協調的基本結構正是產生諸多經濟、社會矛盾的結構性原因。

　　這種不合理的經濟、社會結構，卻正是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還沒有得到改革的結果。所以，要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經濟、社會結構，還必須繼續進行改革。

　　農村體制改革的任務還很重，農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經驗是，要抓主要矛盾，解決主要問題。當前，計劃經濟體制束縛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的障礙還很多，最主要的有兩個：一是戶口制度，這是束縛農民的緊箍咒，一定要先改革，使農民重新獲得平等的國民待遇，獲得參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的入場券；二是土地制度，現行的所謂集體所有制，已經變得畸形了，這是產生城鄉之間、農村內部諸多糾紛的主要根源，一定要改革，使農村土地產權明晰，使農民獲得可以自己支配、處置的資產和房產，使農民有參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的立足之地。審時度勢，現在是該下決心進行新一輪農村改革，解決好三農問題的時候了。(陸學藝)(作者為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著名社會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