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濟南7月11日電 題：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何當代價值？

　　作者 何中華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教授

　　中華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作為現代人，我們必須對古老的智慧保持足夠的敬畏。因為古老的智慧有其恒久的歷史穿透力，不存在過時與否的問題。

　　古老的智慧具有歷史穿透力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孔子分明說的是“忠恕之道”，但亦可由此而泛指廣義之“道”。漢儒董仲舒有言：“天不變，道亦不變?！薄疤臁焙螄L能變，“道”何嘗能變？老子所謂的“恒道”或“常道”，固然可以為人所體認和把握，但“道”本身的這種恒常性，卻只有在文化不斷地歷史展現中才能被表達，才能被“開顯”。

　　宋儒程伊川曰：“天下之理一也……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tǒng)之以一，則無能違也。”“理一分殊”不僅指空間意義上的，而且具有時間含義，內在地蘊含著歷時性的意義。在宋儒看來，這個“理”不僅涵攝萬物，而且貫通古今。

　　馮友蘭先生提出的“抽象繼承法”，不是泥于跡，而是守其意；是“神似”而非“形似”。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味著君臣父子都要各盡自己的職分，做自己職分內應當做的事。一個人做他應當做的事，也就是遵循固然之理、本然之性、當然之則去行事，才是道德的選擇。今天固無君臣關系，但每個人都要做自己所該做的事這個道理本身，卻是不會過時的，也不會改變的。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既是一個繁榮的時代，因為人類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這般便捷地、隨心所欲地生活；同時又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因為在文明最為開化的鼎盛期，卻充滿種種不確定性，對未來的預期變成一種冒險。這既富有諷刺意味，也是一個巨大的吊詭。在這一挑戰(zhàn)面前，我們除了回首古典智慧，以便從中獲得啟迪和昭示之外，沒有別的路可走。

　　重估傳統(tǒng)文化價值

　　恰當地看待傳統(tǒng)文化，無法回避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這就是參照系的歷史性轉換。從歷史語境的變遷和參照系的轉換看，我們經歷了由“現代性”向“后現代性”的演進。這注定了我們必須在新的歷史維度上“重估傳統(tǒng)價值”。在一定意義上，所謂現代化也就是告別傳統(tǒng)，它意味著對傳統(tǒng)文化的不信任。當現代性內在矛盾及其帶來的危機日益暴露，而且這種矛盾和危機在現代性內部難以找到出路時，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智慧的潛在價值便日益凸顯出來。

　　對于中國人來說，肯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還有超出它的一般意義的地方，那就是中國文化構成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和自我肯定的內在依據和理由。這層含義甚至完全超越了對于一種文化所作的優(yōu)劣好壞的價值考量。這也正是現代新儒家當年何以提出對本土文化須持“同情與敬意的理解”之態(tài)度的一個重要緣由。

　　儒家思想對當代社會具有積極意義

　　在當代語境中，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肯定意義和積極價值何在呢？大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建構方面，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能夠為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某種啟示價值。

　　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諸如生態(tài)失衡、環(huán)境惡化、能源短缺、淡水資源匱乏等“全球性問題”?！叭蛐詥栴}”的提出，意味著以工業(yè)文明為主導的發(fā)展理念遇到了深刻危機。從文化理念層面說，正是戡天役物的取向和人的欲望無度擴張，才造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敵對性矛盾。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21世紀的人類文明就難以看到希望和出路。

　　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tǒng)文化，秉持“天人合一”的理念，這對于拯救現代技術帶來的生存危機具有重要意義。

　　現代技術本質上是“以人克天”的，古典技術則是“天人合一”的，即莊子所謂的“因其固然”“依乎天理”。倘能借鑒古典技術的文化品格來重建現代技術，也就是通過“天人合一”的理念，重新達成“技術”與“藝術”的統(tǒng)一，才有可能避免人對自然的“僭越”，為擺脫人類生存困境尋求可能的解決之道。

　　其實，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無法回避一個根本矛盾，即人的欲望的無限可能性同滿足欲望對象的有限性之間的緊張，也就是同“稀缺”作斗爭。不同的文明在解決這一矛盾時所采取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中國文化秉持中庸之道，采取限欲主義方法，既反對人為地誘發(fā)和放大人的欲望的縱欲主義，也拒絕人為地剝奪和壓抑人的欲望的禁欲主義，所謂“無過無不及”。這種對待人的欲望的中庸態(tài)度，有助于約束欲望的人為制造，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人的“虛假需要”對自然界的過度占有。

　　其次，在人與人關系的建構方面，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有助于優(yōu)化人與人的關系，重建社會信任體系。

　　當代社會存在的一個困境，就是社會信任危機。信任對于人的存在來說，就類似于空氣對于人的重要性。離開了信任，人與人之間彼此的交往都無法進行。人的交往說到底是基于信任而不是法律建立起來的。所謂法律，從一定意義上說不過是以國家意志表達的社會契約，它在本質上有賴于締約雙方的彼此信任。就此而言，信任是優(yōu)先于契約的。社會信任大廈從根本上說是基于道德建立起來的，信任危機其實就折射著道德的衰弱，而道德的基礎是信仰。因此，重建社會信任歸根到底取決于重建信仰。問題在于，信仰是“養(yǎng)成”的，而不是“學成”的，它離不開生活實踐。這就不能不需要營造一種適宜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土壤。

　　正是在這個方面，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能夠提供某種有借鑒意義的資源。羅素曾指出，如果說西方文化的優(yōu)點和長處是它的科學，那么中國文化的優(yōu)點和長處則是它的健全的人生觀。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性善論的人性論假設，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德性優(yōu)先于知識”的取向，還有“以義制利”的選擇原則，再如不斷提升人生境界和希賢希圣的價值訴求等，這些因素都將有助于化作實際生活的樣態(tài)，對人產生全方位的熏染、陶冶，潛移默化地影響并決定著人的道德人格的生成。在此意義上，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重建公序良俗、優(yōu)化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也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完)

　　作者簡介：

　　何中華，山東莒南人，現為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發(fā)展理論。在《哲學研究》《哲學動態(tài)》《文史哲》等刊物發(fā)表論文300多篇，出版《哲學：走向本體澄明之境》《重讀馬克思：一種哲學觀的當代詮釋》《歷史地思：馬克思哲學新詮》《社會發(fā)展與現代性批判》《馬克思與孔夫子：一個歷史的相遇》等著作。論文被《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刊物轉(譯)載，在學界有較大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