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時代新天地中去·青年駐村第一書記】

　　5月，四川大涼山，通往昭覺縣三河村的公路邊，索瑪花紅粉相間，綿延至陡崖頂端。三年前，這些索瑪花曾用茂密的藤枝攔停了一輛高速沖下陡坡的汽車，汽車被掛在懸崖邊，萬幸沒有墜下。

　　車上5位駐村干部中，有一位是記者所采訪的李凱，三河村的駐村第一書記。母親聽說后堅決要他回成都，但他沒有猶豫，徑直走回村里，“那里有太多渴望的眼睛”。

　　在他的“鄉村振興日記”里，沒有寫下這一段驚險的情節；記者在江西武寧、重慶巫山、山西陵川的駐村第一書記的筆記本上，也沒有看到過類似的敘述，盡管他們都無一例外地經歷過危險時刻。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跡中，記錄的都是“復墾”“平整土地”“蔬菜價格”“村道硬化”……瑣碎、微小、事無巨細，像汪洋里的浪花。

　　別看浪花小，萬千小事，最終聚成波瀾壯闊的當代史詩。正是黃文秀為代表的勤懇踏實的駐村第一書記，投身國家和人民需要的基層一線，鄉村振興的宏大畫卷才因此變得具體可感又希望無限。這是他們的燃情芳華中，最令人動容的部分。

　　不只為一句“卡沙沙”，還為了更多人的“茲莫格尼”

　　2021年2月25日，北京，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三河村被授予“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站在人民大會堂，李凱代表全村父老帶給習近平總書記一句“卡沙沙”(彝族語，意為“謝謝”)，一句“茲莫格尼”(意為“吉祥如意”)。

　　村民說，那是他們的祝福，獻給他們心中敬愛的領袖，也獻給他們身邊的身居最基層的書記李凱。

　　“這個年輕人，很有辦法，能往村民心里鉆。”駐村干部向記者介紹，“盡管很多時候，干部和群眾的語言交流不是很通暢。”

　　曾經的易地搬遷項目中，村里征用了個別村民的農田。后期修建略有調整，有近一畝的土地因既沒有施工也沒有交還農戶，閑置了三年。

　　要支付征地建房的土地費用時，搬遷農戶與被征地農戶兩方爭執不下，村干部遇到了“硬碰硬的難題”。李凱被推選為“解題者”。

　　“我的破題思路就一條，設身處地為群眾想。”李凱沒有把矛盾責任歸給一方，而是站在各自角度冷靜分析—易地搬遷戶想把地退還給當初被征地的農戶，是因為覺得地沒有利用上，還得多交錢，心里肯定不愿意；被征地的農戶覺得地荒得久，復墾難，而且收成不好預期，心里肯定犯嘀咕。

　　“都有道理！”李凱作出決定，費用由村委會來擔。他不是只會“拍胸脯”的干部，短短時間里，他已算了一筆賬—新建的多功能圈舍很快啟動，申請到的資金便可用于村集體，集體經濟的營收支付這筆“小錢”綽綽有余。

　　“李書記算得長遠著呢。”駐村干部們搶過話頭說，這塊平整的土地以后便是村集體所有，成為未來項目發展的儲備用地，“這個題解得妙，實現了共贏”。

　　那一天，李凱聽到連連的“卡沙沙”。

　　“都是小事，還要采訪嗎？”李凱不只一次問記者，他覺得“這些事太小了，能上大報嗎”。

　　可他不知道，他幫助過的村民洛古有伍，已等候記者多時。記者從翻譯的口中得知，洛古有伍最愛養羊，可他起初不愿加入合作社。他擺出各種理由，但李書記最懂他，知道他真正的理由是因文化程度不高，擔心在合作社算不過別人、吃虧。

　　“李書記從不說出口，但他看穿了我的心。”洛古有伍傾訴道，“他帶著我的親戚朋友加入，讓我和他們合作。漸漸地，我信心來了，我相信他！”就這樣，李凱悉心照顧著村民的經濟生活，也小心翼翼地呵護著人們在發展途中的尊嚴。

　　2018年6月，西南石油大學選派90后輔導員李凱到涼山駐村幫扶，三年期滿后，李凱延期了一年；一年快到，李凱又一次提交了延期申請。

　　不只為一句“卡沙沙”，還為了更多人的“茲莫格尼”—在李凱的筆記本上，記者看到了這句話。

　　溫柔的愛播撒在尋常日子，盛開在大山深處

　　2021年2月25日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的頒獎臺上，另一位青年郭子涵也在。“看似是我一個人走上臺，實際上我接過的是兩代人的榮譽。”這位駐村第一書記淚流滿面。

　　她的父親郭建平是山西省晉城市陵川縣附城鎮臺北村第一書記，因勞累過度不幸倒在了工作崗位上，年僅51歲。父親去世十天后，郭子涵主動申請到脫貧攻堅一線，繼承父親遺志，來到臺北村。這是她的“青春紀念冊”中厚重的一筆。

　　“替父從征”的郭子涵與《木蘭辭》中的花木蘭不一樣，她的駐村第一書記生活里，沒有那么多“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一般驚天動地的時刻。“歷史性時刻往往都需要醞釀的時間，每一樁偉大的事件背后都有一個扎實的發展過程。”在脫貧攻堅接續鄉村振興的路上，26歲的郭子涵把所有熱情投入這個“醞釀過程”中那些看似平凡而瑣碎的事務。

　　如今郭子涵已赴秦家莊擔任駐村第一書記，產業發展、文旅康養項目、鄉村振興示范創建……大事小情處處考驗著她，時時占用著她的精力。采訪只好在夜深人靜時進行。

　　“讓您陪著工作到這么晚，很抱歉。”郭子涵很照顧記者。她給人的最深印象便是溫柔。“流淌在她的語調里，還體現在她心細如發、體貼入微的交流方式中。”多年與郭子涵接觸的村民對這份溫柔感知得更為真切。

　　每個月的防返貧監測走訪，郭子涵一天從黎明到深夜，要走訪二三十戶村民，直到走完300多戶。子女在外打工的叔叔嬸嬸，像盼女兒一樣盼著“小郭書記”到來，和她拉家常、談心事，迫不及待。

　　宏大事業的根基，正埋藏于日常的細節處。“一斤玉米賣到1塊2還是1塊4，郭書記記得比我還清”“大冬天，小郭書記手上長了凍瘡，可她首先想到的是俺們的取暖問題，幫俺們申請‘煤改電’，后來每家都免費安裝了空氣能取暖設備”……溫柔的干部帶來的是堅強的支持，潤物無聲的力量鼓舞著一群人積極樂觀地往前奔。

　　“鄉村振興不只是把自己的腰包弄鼓，還要在觀念、意識和做法上全面進步。”很多村民告訴記者，這是他們從“小郭書記”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

　　“我們這個工作不知道什么時候結束。”郭子涵說，“但只要在這里一天，我就不會停止這樣的狀態。”

　　在她工作過的臺北村，記者看到一條800多米的硬化路，淺色一邊是父親組織修的，深色一邊是女兒組織修的。在太行山深處，在村民攘來熙往的路上，這抹深青色，見證著一位自認為平凡的青年不平凡的青春。

　　把自己“種”在村里，把希望“種”進人心

　　江西省武寧縣東山村，三面環水一面靠山。站在高處遠望，寬闊村道將山與水隔開，一邊是屋舍紅藍相間，一邊是湖水波光粼粼。

　　這派美麗景致，離不開駐村第一書記譚翊泉和駐村干部們。他在這里工作了八年。

　　面對“廬山西海濱湖第一村”的全面振興，譚翊泉有太多的“大概念”可以談，但在記者面前，他更愿意講豎一排路燈、修一條路，建一個操場。“鄉村振興，首先是提振人心，做的事要實。”他說。

　　譚翊泉的故事令人感慨—一個村莊的旅游發展，居然是從一場籃球賽開始的。

　　做鄉村旅游規劃時，村里選了8棟保留完整的土坯房，計劃做民宿。房主基本答應了流轉，但一聽說是搞旅游、還要重金打造，租金坐地起價，把投資人嚇得跑了回去。

　　事情陷入僵局。“短視，是因為大家對村子和自己的未來缺乏信心。”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青壯年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村莊逐漸“空心”，駐村第一書記對這一點體會很深。他必須通過別的辦法解決問題。

　　時逢鄉里舉辦農民運動會，各村要組隊參賽。譚翊泉將之視為扭轉局面的好時機。

　　之前的運動會，村民熱情不高，鮮有人報名，連一個籃球隊都組不起來。村兩委多方努力，邀請了許多在外地的年輕人回家備賽、訓練。

　　效果出奇地好，現場空前地熱鬧，籃球隊連連獲勝！在村民心中，那場面絲毫不遜于貴州的“村BA”。

　　消息不脛而走，許多在外地的村民都自發購買機票、火車票回家，為決賽助威。“決賽，場上選手賣力，場下觀眾喝彩，硬是把全鄉最厲害的隊打敗了，問鼎冠軍！”駐村干部興奮地描述著，“獲勝了！村里人全都抱在了一起，歡呼響徹全場。”

　　那天晚上的慶功宴，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抒發著對家鄉的情感。借著機會，譚翊泉給年輕人訴說了打造東山村的構想。

　　“譚書記，你說怎么干，我們就怎么干。家里人的工作，我們來做。”這些年輕人袒露，他們的內心里，對家鄉的未來曾有過“荒蕪”的想象，但譚翊泉和干部們“種上了一片充滿希望的綠色”。

　　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回來了，德高望重的鄉賢們也加入鄉村旅游建設。村子里建起了十幾棟民宿。

　　5年前，駐村期滿即將離村之際，譚翊泉寫好了返回九江學院的申請。老支書彭仁訓拿來了一沓寫滿名字的紙，上面是全村53名黨員推選他為村黨支部書記的簽字。

　　老支書只用了一句話就留下了這位年輕人—“村子需要你！”

　　他一直留到現在。

　　(光明日報記者 彭景暉)

　　(本期選題支持：周仕興 楊玨 張國圣 周洪雙 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