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金柱

　　一場建國以來等級最高的大地震，把巨大的災難降臨在毫無準備的數百萬民眾身上，也把毫無準備的我們引入一場規模空前的新聞大戰中，說毫無準備其實并不完全屬實，中新社攝影部在四年前就專門成立了一個突發事件報道組，以應對近年越來越頻繁發生的突發事件，四年來的報道經歷曾經使我們過早地得出一個結論：以目前的準備，我們已足以駕輕就熟地應對中國境內發生的任何突發事件。然而，汶川大地震使我們經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驗。從圖片報道取得的成績來看，雖然總體上贏得了勝利，但我們贏得并不輕松。塵埃落定之后，我們理應做一個回顧：我們是如何組織策劃這次特大突發事件報道的？其中有什么規律可循？我們從中獲得了什么樣的經驗教訓？

　　傾全力于一隅

　　汶川地震的破壞規模之巨大、影響范圍之廣泛、持續時間之漫長、地域災情之特殊，都是前所未有的。與之相應，中新社領導層審時度勢，在整個戰役報道中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圖片報道上更是傾全力于一隅。

　　5月12日下午地震發生后，根據社委會的指示，攝影部立即成立了由王瑤副總編和宗金柱、任海霞組成的圖片報道應急指揮小組，具體負責統籌協調前后方的圖片報道事宜。當務之急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投入足夠的報道力量，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對攝影記者來說，到達現場就意味著成功的一半甚至更多。

　　在地震發生地，四川分社和重慶分社的攝影記者已在第一時間出動，冒著余震的危險發回首批反映成都及附近地區災情的照片。但分社的人手遠遠不夠，需要更多的攝影記者前往支援，而且，重中之重是盡快把記者派到災情最嚴重的地區。

　　然而，總社攝影部卻面臨著一個困難：部門所有14名攝影記者中，有9人正在外地出差，在京的攝影記者又大都是女性，而且各有采訪任務在身，只有一人——恰好是曾經采訪過麗江大地震的鄒憲——可以立刻動身前往地震災區。經過短暫而緊張的準備，他和《中國新聞周刊》的攝影記者劉震一起出發了。隨后，其他在京記者也被動員起來，做好隨時出發的準備。出差在外的總社攝影記者和國內各分社的攝影記者也得到了消息，紛紛打來電話請戰。

　　第二個從遠道趕往四川的是廣東分社攝影記者陳文，他在地震第二天上午跟隨一架運送救災物資的飛機飛往災區，出發前主動打電話向總社報告行程，攝影部當即指示其留在成都，加入剛剛成立的前方地震報道組。接著，剛剛從美國分社調回總社的老攝影記者賈國榮從北京出發了，剛剛在珠峰完成奧運火炬傳遞報道任務的年輕攝影記者盛佳鵬從拉薩出發了……

　　13日，攝影記者鄒憲、郭晉嘉抵達被地震夷平的北川縣城，在通訊中斷的情況下，設法發回首批反映重災慘況、部隊救援、溫總理視察的照片；另一名攝影記者劉震正與同行的文字記者一起冒著生命危險，在泥石流頻發的山路上徒步趕往汶川；同時，總社攝影部與一名軍方通訊員取得聯系，以國內媒體中最快的速度發來空降兵在汶川準備實施空降的照片。15日上午，長時間與總社和前方指揮部失去聯系的兩名攝影記者先后從空中和陸路到達核心災區——汶川縣城和映秀鎮，他們成為全國新聞媒體中最早趕赴震中災區的攝影記者之一。

　　隨后，更多的攝影記者從總社和分社趕來。在不長的時間內，我社迅速集中了15名攝影記者，多批次開往汶川、北川、都江堰、綿陽、綿竹、臥龍、青川、理縣等重災區，不斷拓寬報道規模，深化報道主題。

　　在社領導的統籌安排下，我社在攝影采訪力量的投入上充分把握報道節奏，采取了先重后輕、逐次投入、輪番上陣的辦法，既注意集中力量，又沒有一下子把力道用盡，從而保證了報道的持續高效。在分批輪換中，全社的男性攝影記者幾乎全部輪戰一遍；王瑤副總編和郭晉嘉則是全國媒體中到災區采訪的少數女攝影記者之一。面對殘酷的災情和萬分艱苦的采訪，他們以實際行動表現出忘我的職業精神和獻身精神。

　　我們不會忘記，本社的文字記者在采寫大量文字稿件的同時，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拍攝了大量的現場照片，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此外，還有為數眾多的攝影通訊員和簽約攝影師，也是我社抗震救災報道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關鍵時刻成為一支有力的支援隊伍。

　　六個和一百個

　　無論從報道規模還是報道方式來說，中新社在汶川大地震中的作為皆可稱得上一場全方位的立體作戰，國內外各分社都直接或間接地投身其中，發稿數量創下空前的歷史記錄。據統計，在地震發生后的幾周內，全社所發相關圖片的數量呈爆炸式增長，導致高峰時的單日發稿量達到平時的8倍以上。每天向總社攝影部上傳圖片稿件的，除了100多名本社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之外，還有數以百計的與中新社簽約的攝影師。

　　然而，作為全社圖片發稿中樞的攝影部編輯組，連同部門負責人加起來卻只有6名編輯(簽稿人)，他們面臨的巨大壓力可想而知。本來平時值班就是“一個蘿卜一個坑”，毫無調整余地，每逢有人生病或休假，其他人就不得不加班加點，但也尚可勉強支撐。此次遇到這種特大規模的突發事件，人手不足的問題立即嚴重凸顯出來，陷入捉襟見肘的窘境。

　　地震發生當日，攝影部對圖片編輯的值班班次和值班時間進行了大幅度調整，單人班一律改為雙人班，夜班時間大大延長，個人工作量比平時增加了一倍以上。令人感動的是，每到關鍵時刻，我們中新社人總能發揚“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的奉獻精神，前方記者如此，后方編輯也不例外。每天，他們既要廢寢忘食地處理海量的來稿，又要與前方記者進行千頭萬緒的協調，并隨機處置各種突然出現的緊急情況。

　　編輯組每天要做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盤點當日報道，總結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并對次日報道作出安排。主要是根據災區形勢的發展，提醒記者對報道重點做必要的調整，如搜救工作進入第十天時，被埋者生還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報道中要體現這種階段性變化。由于災區的通訊中斷，前后方的聯系非常困難，電話打不通，就采取發短信的辦法，把社領導的指示、新的報道意圖以及最新信息通知前方記者，他們在新的地點找到信號開機時就可以看到。

　　最初幾天，稿件傳輸遇到極大的困難，有時是因為找不到無線通訊信號，有時是為了節省海事衛星電話的電池，記者只能放棄正常的傳稿程序，用盡量短的時間把所有照片一次性發送到攝影部的公共電子信箱，其中許多照片沒有完整的圖片說明。編輯們不得不一張張查找資料、補寫說明，然后再一張張上傳到采編系統。這不僅大大增加了勞動強度，而且導致夜班編輯無法與美國分社簽稿人正常交接班，常常是工作到凌晨二、三點甚至通宵，才能處理完信箱中的所有稿件。在最緊張的日子里，有的人平均每天工作17個小時以上。

　　據統計，在震后一個月的時間里，攝影部簽發的地震報道圖片超過一萬幅(其中對境外發通稿照片2300幅)，接近全年發稿量的三分之一，而且其它各項工作并沒有受到地震報道的影響。同時，我們在百忙中還參與主辦了在境外(土耳其)舉行的首個抗震救災展覽，參與組織策劃了我社主辦的“四海同心——海外華人華僑情系四川地震災區活動”，并為出版抗震救災畫冊和舉辦展覽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以策劃取勝

　　在數碼相機、互聯網充分普及和交通高度發達的時代，拍攝突發事件照片已經不是少數攝影記者的專利，一個新聞單位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必須在報道策劃上下工夫。策劃出精品，策劃出實效，策劃出獨家照片。當然，突發事件的不可預知性，決定了任何新聞單位都不可能在第一時間進行完善的報道規劃，但隨著態勢的發展而及時調整報道策略，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進行整體策劃，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關于宏觀策劃，我社此次在指揮機制上開創了一個新的模式，即首次在前方設立了應急報道指揮部，為贏得這次重大戰役性報道提供了可靠的保證，為今后的特大突發事件報道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以下僅從微觀角度談一下汶川地震中的圖片報道策劃。

　　——題材策劃：尋找熱點盲區。

　　汶川大地震波及面非常廣泛，各家媒體在報道人員救助這一共同熱點時，必有一些被忽略的“熱點盲區”，及時抓住別人一時沒有注意到的熱點題材加以報道，是避免題材“同質化”的法寶。地震報道初期，我社攝影部早早就把目光投向了臥龍的國寶大熊貓，經過一番周折，終于以領先國內媒體兩天的時間差，最先報道了《地震中搶救國寶大熊貓》這一世界關注的題材，成為廣受用戶歡迎的獨家照片。后來，我社攝影記者任晨鳴再赴臥龍、雅安，跟蹤拍攝了“失蹤大熊貓被找到”和“臥龍大熊貓轉移安置”等照片，形成一組完整的報道。

　　再如我社記者賈國榮率先發出的“北川堰塞湖存在引發洪水危險”一組圖片，也是利用了相對盲區而打了一個時間差，最早報道這一熱點問題。其實，所謂“盲區”都是相對的，在新聞事件的演變中，會形成一個個階段性的新熱點，能夠在新的熱點剛形成時比別人發現早一點，就是成功的策劃。

　　——角度策劃：不忘自家面目。

　　國內各家媒體對汶川地震的報道，在關注共同熱點的同時，又在報道角度的策劃上各有側重，因為讀者不同，品位各異，這種策劃必然帶有濃厚的“受眾意識”。作為中新社的攝影記者，我們理應特別關注與海外有關的報道題材，從海外讀者的閱讀需求來選擇報道角度。第一撥攝影記者到達地震災區后，攝影部反復向他們強調，在第一時間報道災情的同時，要特別注意外籍和港澳臺人士的行蹤。我們率先發出了外國旅游團被營救轉移等照片，并提示記者關注60名臺灣游客被困的情況，可惜未能拍到。此外，外國救援隊開展救助活動、國際救援物資抵達災區等，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深度策劃：用鏡頭深挖故事。

　　即使在汶川地震這種特大突發事件中，攝影記者也面臨著激烈的“同場競爭”，此時的報道影像策劃顯得尤為重要。同樣的題材如何拍出特色？如何運用攝影語言擴充報道的深度和廣度？是影像策劃中的重中之重。地震發生后第二天，針對發回的圖片中存在的重面不重點的問題，我們在與前方記者的溝通中強調了“抓細節、抓故事、突出人情味”的重要性，從而扭轉了浮光掠影式的泛泛報道。在后來的報道中，前方記者始終貫徹了這一策劃意圖，通過耐心地跟蹤救助被困人員的全過程，拍攝到多個被困人員奇跡獲救以及與親人劫后重逢的感人場面，增加了圖片報道的深度和分量。

　　——時效策劃：當面搶到的第一。

　　網絡時代，真正的獨家報道已不多見，媒體競爭更多地體現在時效的拼搶上。在汶川地震的圖片報道中，我社創造了不少時效上的“第一”，其中最值得稱道的一個“第一”來自策劃：在所有媒體都預先知道的全國哀悼日報道中，攝影部出動三名采編人員，通過緊密配合，第一個發出了《天安門廣場首次為普通民眾降半旗》的歷史性照片，上了眾多門戶網站的頭條。

　　回顧這次汶川大地震的報道，所有的經驗教訓將被我們銘記。我們相信，下一次將做得更好。盡管不希望出現這樣的災難，但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們必須時刻準備著。

　　(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