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天津9月8日電 題：南開百年與“公能”精神

　　——專訪張伯苓后人、張伯苓研究會顧問張元龍

　　作者 高鵬 孫玲玲

　　2022年，南開大學物理學科、生物學科迎來創(chuàng)建100周年，作為百年學府，南開很多基礎學科歷史悠久。20世紀初，張伯苓先生創(chuàng)建的南開學校是中國近代西學教育“本土化”的典范。近日，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之孫、張伯苓研究會顧問張元龍在新學期開學之際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公能”精神如何照亮南開百年之路等話題，闡述了獨到見解。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南開學校創(chuàng)辦之初，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滲透加深，以及西學對中學教育影響不斷強化，出現(xiàn)了西學東漸的文化潮流。在此背景下，張伯苓校長提出“土貨化”的理念。其內(nèi)涵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

　　張元龍：“土貨化”是張伯苓在創(chuàng)辦南開大學的過程中提出的一種辦學方針，目的是改變以往中國教育普遍存在的“洋貨”現(xiàn)象，讓教育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目標。

　　20世紀之初，中國的高等教育是以主張學習西方文化為主流的，中國普遍流行現(xiàn)代化即西方化，甚至全盤西化的思潮。張伯苓也曾廣泛地學習西方教育，這在當時去除了科舉教育之弊，讓中國的高等教育在“西化”影響下得到蓬勃發(fā)展。但張伯苓深知，沒有與中國的本土文化相融合，照搬西方的教育方式，肯定會“水土不服”，脫離中國實踐。1919年，他提出了“教育宗旨不可仿造，當本其國情而定”的辦學方針。

　　當時，中國教育普遍存在仿造的痼疾，正所謂“此種教育既非學生之需要，復不適于中國之國情，等于小販經(jīng)商，行買行賣，中國將長此拾人余唾矣”。在此背景下，張伯苓不斷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1928年發(fā)表“南開大學發(fā)展方案”，正式提出將“土貨化”作為南開今后發(fā)展的教育方針。

　　“土貨化”是一個象征性說法，其內(nèi)涵即“知中國，服務中國”。

　　中新社記者：“土貨化”是在當時西學東漸的影響下提出的。在全球化和國際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為何說了解貫徹落實“土貨化”方針對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張元龍：全球化是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并存，國際性和開放性并存，全球化視角下的文化教育亦是如此。當今世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教育交流與合作的力度越來越大。但教育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同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教育也因此各具特色。

　　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國家的文化教育越具有民族性，就越具有世界意義。反之，在吸收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為本民族所用的過程中，也要注意分析對方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充分結合中國的民族文化特點，避免吸收和引進的盲目性。

　　1929年9月，張伯苓在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發(fā)表題為《中國之國民教育問題》的演講，可以說把這個問題講得非常透徹。

　　張伯苓認為，19世紀中期，中國遭遇西方。“這是一場強烈的碰撞，東西方彼此對對方情況的無知，直至今日都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然而，“東西方的思想交流還是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從西方的三權分立到中國當時的五權體制，張伯苓指出，“即使是在直接受西方影響而產(chǎn)生的現(xiàn)代化問題上，中國依然保持著自己的傳統(tǒng)和習慣”。

　　張伯苓在認定“中國走出困境的途徑是教育”的同時，也認識到“要把外國教育理念與本國歷史結合起來”，更著重強調(diào)：“中國應完善工業(yè)，實現(xiàn)經(jīng)濟自主，獨立制造武器以抵御外侮。同時中國不能忘記，即便中國在物質(zhì)方面與西方一樣擁有了豐富的自然資源如煤和石油(正是它們成就了西方文明的崛起)，能夠藉此成為世界工業(yè)強國，中國還是有無數(shù)完全不同的、非常獨特的價值觀，它們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髓，是我們不能丟棄或忽視的。向外國文化學習能夠幫助我們處理好國際關系，保持中國應有的國際地位，但要注意外國文化也有很多局限性，決不能讓外來文化成為民族精神之魂。”

　　緊密結合中國國情的同時又善于借鑒世界優(yōu)秀文明成果，建立適應中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所需的科學知識體系，實現(xiàn)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都對今天中國的高等教育發(fā)展具有深刻借鑒意義。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南開大學物理和生物學科創(chuàng)建百年，作為百年學府，南開很多基礎學科擁有悠久歷史。為何說南開物理、生物學科百年發(fā)展，是南開踐行“公能”精神的縮影？

　　張元龍：“公能”取自南開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公能”精神是南開辦學理念的凝結。允公是大公，是一心為公而不是小公，張伯苓說，“凡人能于社會公共事業(yè)，盡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則，無道德可言”；允能，是要學以致用、增強本領，培養(yǎng)學生服務社會的能力。“公能”理論所推崇的目標是培養(yǎng)一支具有家國天下情懷、利他主義、合作精神的，充滿良心道德感的改造社會的實干家團隊。

　　“公能”是驅(qū)動南開前行的核心精神力量，南開大學開辦之初，便確立了“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的辦學理念。格物致知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一個重要的認知理論，與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有著密切聯(lián)系。清末時期以“格致”來統(tǒng)稱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到近代之后，格致論幾乎完全成為西方科學技術的代稱，在“公能”精神的引領下，1922年南開大學物理系、生物學系正式建立。

　　今年是兩個學科創(chuàng)建百年整，作為百年學府，南開大學很多基礎學科，例如化學，同樣擁有悠久歷史。這兩個“格致”學科和南開的諸學科一樣，著眼于服務國計民生，在“公能”精神的引領下不斷發(fā)展，取得了一系列原創(chuàng)性科研成果，培養(yǎng)了大批杰出人才。可以說，正是“公能”精神，照亮了南開的百年道路。

　　中新社記者：張伯苓在半個世紀的教育活動中將“公能”精神作為教育思想的核心，為何說“公能”精神是貫穿南開百年發(fā)展的內(nèi)核？

　　張元龍：張伯苓創(chuàng)辦南開大學的初衷就是通過發(fā)展教育、培養(yǎng)人才以拯救民族危亡，振興國家。1937年7月，日寇炸毀天津南開系列學校時，張伯苓說，“敵人所能毀者，南開之物質(zhì)；敵人所不能毀者，南開之精神也”。這種不朽的南開精神已經(jīng)融入一代代南開人的骨血之中，培養(yǎng)出以偉大革命家周恩來、物理學家吳大猷、數(shù)學家陳省身和戲劇家曹禺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家、科學家和藝術家。

　　在創(chuàng)辦南開大學的過程中，張伯苓將愛國教育和道德教育置于首位，要求學生具有“愛國愛群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其實“公能”精神不僅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家國天下情懷，更是一種超越種族、民族、地域的思想價值，乃是人類追求的“共同價值”。

　　這種“共同價值”在南開人的社會實踐中不斷顯現(xiàn)。例如，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和頒布，就是東西方思想的碰撞與融合的典范。作為聯(lián)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的張彭春負責《宣言》的起草工作。他將儒家思想融入人權思想體系，確立了一種全新的人權觀念，即全球文明道德共識人權觀，被稱之為“文明相容的人權觀”。張彭春是南開中學第一屆畢業(yè)生，在做外交官之前是南開大學教授。他對世界的卓越貢獻顯示，無論是“公能”理論，還是人權思想，都能體現(xiàn)人類的“共同價值”。

　　南開大學已走過100年不平凡的歷程，可以說是“公能”精神創(chuàng)造了中國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傳奇。中國發(fā)展需要南開，世界發(fā)展需要南開。德不孤，必有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樣離不開“公能”精神。(完)

　　受訪者簡介：

　　張元龍，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之孫，第十二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第十四、十五屆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華紅絲帶基金會理事長，張伯苓研究會顧問，張元龍是祖父張伯苓教育精神最執(zhí)著的傳承者之一。